文：謝杰廷
在這個問題裡，提問者問的是評論，而不是作品，作品只是在評論裡被提及而已。
現在重要的是，我們怎麼閱讀評論裡對作品的詮釋，是好壞的判決還是關於意義？
一般而言，現在關於評論的討論大部份是關於文學的，也就是所謂的文學評論，然而文學評論的傳統卻仍是起自於古希臘，更重要的是他是發生在一個演出的場合：當一個演出者演出完，聽眾說出好、或不好，這就是評論了。當然，這關涉到這說出好壞的聽眾的判斷，判斷則關涉到判斷的標準，而判斷的標準則很容易就導向了關於美學的複雜討論。確實，源自古希臘文的kritikos最先指的就是法官，在評論時，我們好像是將作品帶上法庭一樣，等待評論者的判決。評論像是必需作為判 決，才能真的確認他的好壞，得出他的價值，人們因而或許會對評論感到猶疑不安，因為我們會想到這好壞像是被定讞了，然而，誰才能是法官？作品配受誰的判決？他所按的是什麼樣的法律？為什麼在無數的評論裡總是有人說這作品好？有人說這作品壞？究竟誰才是對的？或許，我們現在已經習以為常這「無數的評論」，然而，這判決的能力卻仍在評論裡讓我們感到擔憂，因為他關於權力，這不僅是說話者 的權力，更是真實的權力。然而，我們為什麼讓真實有這樣的權力，去規定說話者，去規定評論，真實是什麼？他為什麼配得這樣的權力？謬論呢？謊話呢？在這樣的權力下，柏拉圖要趕走詩歌，因為他們總是謊言、謬論，然而，在逐出詩歌、宣告真實的權力時，是否只有謬論、謊 話被逐出？這舉措是否還逐出了其他的什麼？而這其他的什麼卻或許是重要的？在真實的權力下，法官的判決是否錯失了什麼？重要的什麼？
我想，是在場。所有人的在場。你的與我的在場。
我想，在場是先於法官的判決的，是先於法律的，在場是另一種確認，或者能說是另一種真實，他與謬論、謊言不同，卻總是被當作是謬論、謊言。然而，我們想像評論的發生：在一個演出後，一個聽眾說好，或許另一個聽眾說壞，我想這就是了，這就是評論了。在這，評論者就是在場者，說了關於這演出的在場者，無論他們說的是好或是壞，我們必需理解這在場的經驗，否則我們無法理解這評論的無數與真實是否是一的關係。人們在接受無數的評論時，他們是否想過真實是否是一？因為，作為一個一的真實總是會趕出這造出無數的評論的在場。然而，在場並不是謊言、謬論，我所感受到就是和你不一樣，我就是覺得好，我們的不 一樣並不是因為誰說了謊、或是誰造出了謬論，我的在場反而是讓這些好壞的判斷與評論都得到了確認，得出了真實，當然這真實 是很私人的經驗，另一個人或許確實並不能理解。然而，我卻仍說出了，我和你，和所有人說出，這讓我的在場、這私人的經驗不只是限於我而是關於你、關於所有人的，因而是另一個人的。評論除了在場，更重要的就是要說，然後在對話裡彼此理解，在彼此理解裡對話。在場的說提醒了我們聽的重要，讓我們先暫離一個一的真實、還有法庭和美學的談論。就像是我們要聽演出，我們也要聽評論，而評論者，或說一個個的在場者也應理解他的說是為了聽的，讓他所閱讀出的作品的意義被理解，無論是好或是壞。而所謂美學的談論事實上是 在這樣一個個的評論與作品的閱讀間被發展出的。就像是在文學評論的傳統裡，是在一個個這樣無論好壞的評論裡才逐漸發展出所謂的文學體裁，在這個過程裡，演出者與在場者是在對話裡的，作品與評論是彼此影響的。因而，在我們推遲了一個一的真實時，我們反而能 看到更多意義，看到一個個的私人經驗和作品的對話是怎麼發生的，意義從不是簡單的，他不是按著一個所謂普遍的美學而量測的，而 是在對話裡發生的。美學是在這好壞不一的評論裡與作品一起發展出的，作品也是，作品是無法被帶上法庭，受一個定讞的判決的，反 而作品是在這過程裡一起被發展出的。
離開一個一的真實，並不代表離開真實，而是讓我們去聽這一個個私人的經驗裡的感受，與這感受的真實。我們到對話裡去理解更多的意義，關於作品與評論的，還有美學的，這不斷變動的，然後重新去問謊言、謬論與一個一的真實的關係是否真是倒反的？我想，關於謊言、謬論的問題，或許能從這幾個問題理解：我覺得熱，你卻覺得冷，誰對呢？誰有關於冷熱的真實？對要得出一個一的真實的知識而言，又是冷又是熱是不被接受的，真實只能是冷或是熱，因為這必需是一的，因而一的權力 反推我們有人說謊，或有冷有熱是謬論，我想在一的權力下，解釋會是：要不我生了熱病，所以覺得熱，你覺得冷是對的，就是是你生病覺得冷，我覺得熱是對的。然而，是否有可能我們都生病了，我們都錯了？一的權力因而要知識的判決，像是醫生或說醫生的溫度計的量測。關於知識，我想他是有權力的。我們會讓醫生、還是一個金工匠治我們的病呢？我想我們會選擇醫生，因為他有關於生病的 知識，我們的選擇事實上就代表我們讓我們在知識的裁決下、在醫生的裁決下，然後我們就在他的溫度計的量測下，得出真的溫度，確認一個一的真實。然而，在這溫度計的量測下，事實上不是冷錯了確認了熱或熱錯了確認了冷，而是冷熱都消失了，現在只有溫度計裡的汞所停靠的數線：數，冷熱都只是數，就像一是一個數，零與零下都是一個個數。因而，在一的權力下，我們失去了在場者，更失去了在場 者的感受，數是無關於冷熱的感受的。因而，醫生就算有了溫度計，他仍無法理解病人所感受到的冷或熱。這就是知識的判決，冷 熱被定讞為數，一個一的真實。我與你感受到的冷熱消失了，我們被量測，我們的在場在知識的判決下變得沒有意義。然而，這感受冷熱的感 受不就是在一個演出的場合裡最重要的事？感受不就是所謂美學複雜的談論所要問的事？
因而，關於評論，我們必須在場，在場先於判決。我們在詮釋作品或閱讀評論時，我們要的是在對話裡去彼此理解，而不是去爭論誰對誰錯，讓一個一的真實偷偷設立起一個法庭，趕走詩歌並逐出在場者的感受。我想，我們是在我聽你說你感受到多冷並在你聽我說感受到多熱時，我們才真的理解冷與熱，理解這感受，這在場者的不一的真實。我想，私人的經驗因而是能在評論裡被轉讓出的，被理解，被重新感受，而這不就是演出的意義，或說戲劇？在我們看到演員時，我們不就是讓我們去感受他所感受的？所有人都在場，演出者與聽眾，都有多變的感受。而在在場者說關於演出的話時，評論就發生了，我們需要的是聽，讓對話發生，我們需要的是轉讓出私人的經驗，然後在這不一的真實裡，在彼此理解下，意義就發生了。我們詮釋作品，我們閱讀評論，我們 說，我們聽，我們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