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周力德
網站: 文化部log
文化部的政務推動，有些很明顯的是新瓶裝舊酒，例如，「泥土化」。例如，「國民記憶庫」。
「泥土化」絕非文化首長換成龍應台之後才開始重視的文化工作，但她會將這三個字包裝在「7835村落」這個大概念下，使它聽起來響噹噹。同樣地，長年為了在地故事而努力的文史工作者、社區工作者、劇場工作者，千辛萬苦的建立與保留常民的生活與記憶，但她好像沒看見似的，丟出五個大字，說要推動「國民記憶庫」。第一年（在她眼裡，這件事是第一年），預算四千萬。
歸納官方說法，「國民記憶庫」有兩個主要內容：第一，個人化；第二，雲端化。前者就是將書寫歷史和歷史的詮釋權交給個人，或者更精確的說，交給庶民。後者則是將這些庶民故事予以雲端化，形成一座大型資料庫，除了藉以提供文創工作者創作素材，更能讓每個國民看見彼此的故事，累積社會的凝聚力。
實際執行面，目前看來有兩種作法。第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提案；提案愈好，中央的補助愈多，因此屬於「競爭型補助」。第二，文化部在各地設置工作站或巡迴列車，透過志工協助，輔以影音設備與上傳技術（例如志工以ipad直接記錄後上傳），使各地民眾都可以前來說自己的故事，並有效率的在雲端上建檔。
首先，從計畫內容本身，「國民記憶庫」就是口述歷史的採集，而關於口述歷史，過去已有許多文史工作者、社區工作者、劇場工作者，做了長年努力，以影像的拍攝、文字的記錄，留下被世人淡忘的在地故事。龍應台喜歡將「盤點」掛在嘴邊，在「國民記憶庫」之前，為何不先盤點到目前為止各個地區的口述歷史資料庫，能不能先整合它們，予以系統化與雲端化？它們的形成過程，也未必全然是由上而下的，有許多是民間自發，完全是由下而上的。這些，難道要被排除在「國民記憶庫」之外？
其次，「國民記憶庫」要採集的個人說史，究竟如何界定，是一大難題。《大江大海》可以直接聚焦於1949年的兩岸動盪，但對其他的老百姓，未必想說那個大時代。舉一個誇張的例子，如果他想說：「我恨棒球」、「每次一看到中華隊打國際賽時觀眾席旗海飄揚的畫面就噁心的想吐」，如果這是他的「國民記憶」，他可以說嗎？從文化部鼓勵個人說自己故事的立場，似乎沒有禁止的理由，但重點是，文化部的「國民記憶庫」，如果只是漫談、雜談，是毫無邊際的天馬行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那它是否有達到其預定的政策目標？我們需要花納稅人的錢來打造一座用關鍵字就能在網站上查到一堆資料的「國民記憶庫」嗎？
第三，執行面上，文化部訂出「競爭型補助」的遊戲規則，更是自相矛盾。既然個人的歷史敘述是無分高低貴賤的，那中央補助款何必有大小眼？每個縣市政府的提案，皆是為了鼓勵民眾講述個人故事、激發民眾對於「國民記憶」的參與，只要有意提案，中央皆應重視，又有何競爭以分勝負的呢？難道是在篩選哪些才是好的庶民故事，哪些不是嗎？可見，「競爭型補助」顯然用錯了地方，而一旦落實下去，文化部將會自打嘴巴。
第四，工作站或巡迴列車的設置，需有更周延的配套。龍應台當作家的時候，知道要登門拜訪一個又一個當事人，以傾聽他們的心聲，蒐集他們的「大江大海」；龍應台當部長的時候，天真的以為在社區附近（例如圖書館）設立一個工作站，或開一台巡迴列車，民眾就會乖乖進站或上車說故事。雖然，這種作法展現出政府的誠意，但老百姓會不會因而想說故事，就算說了又能不能暢所欲言，不禁令人打個大問號。這就如同每個紀錄片導演皆知，如果沒有充分的閒聊、交流、深談，輔以適當的引導，被拍攝的當事人根本不可能開口，與你交心。鼓勵老百姓走出家門說故事，這樣的過程是一門專業，更是一大考驗。
最後，是一件小事，但這件小事不吐不快。照「國民記憶庫」的政策目標，希望將來記憶庫裡的故事能成為創作者的好素材，生出好劇本，因為李安說他不拍華語片是因為沒有好劇本，而龍應台也刻意抓起這句話，藉以為政策背書。其實，他們都錯了。台灣有好劇本，只是他們看不到或者故意選擇不去看，所以在他們眼裡，好劇本是沒有的。
同樣地，在台灣的劇場實踐中，早有劇團將個人的口述歷史化為劇本與搬演上台，例如現已解散的歡喜扮劇團。誰說「歡喜扮」曾做的事，與「國民記憶」無關？再如「一人一故事」，更是將現場觀眾的故事即席轉化為戲劇場面，回饋給在座觀眾。誰說「一人一故事」與「國民記憶」無關？但，龍應台視而不見，也不知他們的劇場實踐早有資格進入「國民記憶庫」裡，而當他們早已將戲搬演上台的多年後，龍應台現在才在談，談如何將「國民記憶」轉化為故事與劇本。
從這件小事看出，龍應台看不見別人曾經努力、已經努力或者正在努力的事。
這點，應該納入全體關心文化的「國民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