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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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住民神話與文學的文本世界裡，「尋根」一直是顯著的主題。這裡的「尋根」不僅是鮭魚返鄉，更包含祖靈的召喚，訓誡的呼叫，是一趟靈魂的旅程。尤其台灣七○年代以降，國家進入高度工業發展時期，部落原民紛紛進城工作，形成「都市原住民」的社會現象。雖然一部分促進了原、漢族群之間的溝通與相處，但也導致某種文化斷裂的擴大、原住民身分認同的猶疑。某種程度而言，接著發生的「還我姓名」、「還我土地」等原民運動，其實都強烈地表徵了「尋根」的意義。
尋根，同樣是原舞者年度製作《Pu’ing．找路》的主旨。「Pu’ing」，根源、家系之意。主角是一名南澳泰雅族青年瓦旦，他在面臨現代化衝擊之後，決意回返部落尋找傳統文化，通過這趟旅程，他的「現實」匱乏有了出口，也與「神話」與「歷史」相遇。或說，在原住民本來的生活世界裡，神話與現實就是分不開的。泰雅族三兄弟遷徙的神話、日人的高壓統治、織布與打獵的傳統生活，經由瓦旦返鄉的歷程串連起來，過去與現在兩種時態交織穿插，南澳泰雅的服裝與歌謠樸實再現。
導演布拉瑞揚讓表演者各自「走路」
《Pu’ing．找路》的導演，原舞者找來了台東嘉蘭部落排灣族的編舞家布拉瑞揚，他起初便回應，自己並非導演而是編舞家，因此會從舞蹈著手，也很謹慎地把劇場工作者陳彥斌與李建常找進劇組，彌補戲劇經驗的不足。
剛結束排練、疲累前來受訪的他，提到一個「回家」的經驗——那是島嶼瘋狂砸錢歡慶的民國百年，也是他失意的一年，他不知道要做什麼，突然沒有任何工作，心裡卻傳出一個聲音，叫他「回家」。於是，有時與李建常，有時只有自己扛著攝影機造訪各部落，去生活，去了解，同時拍攝一部從自己出發的紀錄片，為此花上一整年的時間。在他正處於徬徨與尋找的生命狀態，竟與原住民劇場團體有了合作的機會，這個單位就是原舞者。一連兩年，他先後擔任《百合戀》與《迴夢Lalaksu》的動作設計，這一次更接下導演工作。
在表演者身上，布拉瑞揚看到他們擁有自然的本能，表達直接，沒有包袱，給得很勇敢，他則嘗試增加身體與身體的接觸去讓表演者轉化、變換出不同動作，所以與過去原舞者從傳統出發的歌舞相比，「歌」還在，但「舞」已經有很大改變。
不過經受西方現代舞技巧的布拉瑞揚，很清楚這群表演者不是受現代舞訓練的舞者，他要的「舞」是從個別表演者出發，找到自己的身體。譬如講述三兄弟遷徙神話的序幕，廿多名表演者發展出不同的「走路」方式，持續地走，下沉或側行、伏地或踮腳、重或者更重，不斷地走。走路不單只是持續做出一個表示故事的動作，也讓場邊的人感覺到，表演者正在面對「我能不能撐過去」的身體極限，這是一道必須跨過的關卡，再之後便是形成身體記憶，懂得呼吸，然後，真正的表演開始。路，始終是要走下去的，就像原住民經歷那麼多殖民與被邊緣化的苦難，仍然樂觀地前進。
西方舞蹈與原民文化的相遇再創
只是，習慣運用音樂編舞的布拉瑞揚，也有遇到困難的時候。泰雅族音樂雖然豐富，卻只有四個音階，所以很難編，此時，自年初開始的歌謠學唱就派上用場。每個人腦內的歌謠資料庫，讓他們可以依當下的身體感受自由發出要唱的歌，布拉瑞揚再依歌謠與場景的相適性，決定使用與否，然後再往下發展、修正，最終成型。音樂的第二個挑戰，來自演出現場廿多人編制的管絃樂團，由音樂家范宗沛領軍，一個節拍沒對好都會影響表演者的節奏，而且台上的表演者與樂團人數都各有廿幾位，牽一髮動全身。
原舞者繼一九九四年《矮人的叮嚀》以後，睽違廿年再度以《Pu’ing．找路》登上國家戲劇院舞台，前後作品風格的差異，也說明原舞者在「原住民劇場」這條路上的轉變；從昔日賽夏族矮人祭祭典歌舞的重現，到今時結合西方舞蹈與原民傳統文化的再創，想來也是這廿年間台灣原住民劇場從文化展演到劇場美學追求的，發展與流變的縮影。不過布拉瑞揚強調，他並不是要推翻、打破原舞者既已累積的東西，只是透過這次合作，與表演者共同嘗試用另一種形式，找到表達原舞者作品的另一個可能。
「如果有那麼一點點機會，你買了票，坐在那裡，可以聽見南澳泰雅族的歌謠，看到服裝，也透過找路的過程看到台上的年輕人正在追尋已經失落的什麼。」布拉瑞揚靜靜地說。他彷彿是另一個瓦旦，預備隨著這部作品，再度踏上返鄉尋根之路。
※刊於《PAR表演藝術》第250期（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