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空凳上的書簡》

文字: 于善祿
網站: LULUSHARP











時間:2013111,週五19:3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知音劇場

應該很少人會想到我寫戲劇評論或看戲筆記,是先以紙和筆打底稿的吧!待將其以電腦鍵盤打成電子檔的同時,則正好做校對的工作。在眾人和3C產品愈黏愈緊、頭頸也愈來愈低時,我始終不願跟著潮流走,沒有FacebookiPhoneiPad,觸控式手機不上網,沒有LINEAPP;雖然我的字跡不見得優美好看,但透過力透紙背、一筆一劃地不斷地寫著想著,全副身、心、靈、精、氣、神合一地寫著想著,那種身體與文字存在共生的踏實感,是鍵盤與螢幕所無可取代的。

某種程度而言,我能夠體會哈維爾當年被監禁期間(1979-1983)不斷地透過獄中信簡的書寫,來確認自己的存在感,試圖透過書寫來與他的妻子奧爾嘉保持聯繫,因為她是通往世界的一道窗口;在書寫中,不斷地思索、辯證與闡述他所關心的所有課題,包括:人生、生命、政治、戲劇、國家、法律……等等;無論如何,在那監禁的斗室空間裡,在書寫的當下,他是自由的。依照《空凳上的書簡》導演何應豐的說法,他在閱讀哈維爾的獄中書信之後,有一種強烈的感受,就是哈維爾寫了許多信,可是全書讀閉,卻不見任何一封來自奧爾嘉的回信,因此他創作了這齣《空凳上的書簡》,劇中出現了梁菲倚所飾演的讀信人回信者,這可以視為是對哈維爾獄中書簡的某種創作回應。

關於書信體劇場,近幾年比較為人所知的,應該就是《收信快樂》和《危險關係》了,至於小說,我則是想到《蘇菲的世界》及《庇里牛斯山的城堡》等。書信體書寫的研究,在文學的領域裡,一直是個很重要的課題,因為在書信中,書寫等於在進行著某一定篇幅的「獨白」,在這整個過程當中,其文字的掌握、語氣與情感的流動與轉換,或長或短,忽強忽弱,幾乎是一切由他她,可以說是一種自由度非常大的文體。在傳統文學批評方法裡,書信研究幾乎和自傳、日記研究同等重要,研究試圖透過這些材料,屢析判讀出創作者心中的密碼,葛妮絲佩特拉所主演的電影《無可救藥愛上你》,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比較偏向呈現狀態的演出,主題自然是關於囚禁、書寫與自由,還有溝通。六位演員(五位現場演員:張藝生、梁菲倚、黃子翎、陳柏廷、蘇淑,一位影像演員:吳偉碩)透過各種不同的書寫方式,試圖達到感受、表述、傳達、溝通、期待回應等身心與情感狀態。我看到的「書寫」形式包括:樹板、筆墨、筆電電郵、錄音聲音、身體、影像、書本、書信、攝影、裝置物件、權力壓迫、空間邊界等,應該還有,我只是列出比較清楚、容易察覺的方式。我們總以為只要書寫傳遞或表達出去了,對方就能夠接收或感受得到,但是生活實際的經驗卻告訴我們,溝通管道總是會有各式各樣的障礙與問題產生,使得「溝」要「通」,可是困難重重。既然如此,書寫的當下可能才是真正的存在狀態,如同在劇場中,表演的當下才是最真實的存在(being現在(presence)。

我們看到整個表演空間的設計及佈局如下:觀眾席被安排在矩形黑盒劇場的兩側長邊,中間則是主要的表演空間,從甲端到乙端,有明朝風格的文人桌案、大椅、盆栽、日式小矮桌、席地靠椅、木框、木框裡有沙土、小平台、大櫥櫃、櫃中有雜物等,櫥櫃上方架設了一台投影機,投影幕則設在文人大椅的後方的幾道簾幕,簾幕上似乎還有些許水墨畫風的淺淺圖案。除此之外,尚有許許多多的物件,有些演員會用到,有所互動,有些則只是擺飾。五位演員在這樣的裝置空間裡,依自己對於所飾角色的設定與內在情感動機,恣意地在空間中游移流動,感覺是五條各自獨立卻又相互關涉的旋律,彼此交織著,五個人幾乎沒有一刻是停下來的,有點讓我聯想到雲門舞集的《水月》,只是沒有舞動地那般行雲流水。

哈維爾畢竟是一位政治思想犯,因此在這個演出當中,可以看到若干指涉意義鮮明的裝置設計。譬如黃子翎會推著一個由OA椅所改造的移動支架,支架的頂端架設著一台小型監視錄影機,並再在錄影機的上頭,戴上一頂軍警帽,活脫就像是喬治‧歐威爾小說《一九八四》裡的老大哥,總是監看著所有人。其次是張藝生花了許多時間在裡頭表演的那個木框,他在框裡用細樹枝寫字在沙土上或樹板上,他澆灌草木盆栽,他沏茶,他狂笑、癲癇、舞動……等等,最後他在小平台的矮桌上,磨墨,用毛筆在萱紙上寫了一個大大的「囚」字,四邊的「□」字是用毛筆寫的,線條寬厚,再用細樹枝沾墨在其中寫了一個細細小小的「人」字,喻意非常清楚。最後則是以投影字幕的方式,列出了一堆目前仍在獄中受刑的許多國家的政治思想犯,意指這樣違反人權的事情,還在當今的世界許多角落裡正發生著,還有何其多的身體被監禁著,但他們的思想是自由的。

莫比斯去年和馮程程合作了《守夜者》,今年和何應豐合作《空凳上的書簡》,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似乎都觸及了相關的主題,都以劇場的形式回應了當代政治與社會的一些問題與現象,延續了香港劇場界與知識界1970年代「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文化血脈;尤其是何應豐,從1990年代以降,投身於獨立劇團(剛劇場→瘋祭舞台→何必。館),再加上他劇場、設計、社會學等諸多的專業實務背景,使得其創作的一系列作品,一直都有強烈的社會觀察批判感。這次來台與莫比斯合作,在正式演出之前,他特別以導演的身分,和在場觀眾做了一些創作思路與經驗的分享,同時讓觀眾讀演員在排練期間每天寫給哈維爾的信,試圖透過這些「邀請」式的安排,讓觀眾進入到這種對話與溝通的空間。甚至到了演出的最後,還由梁菲倚從現場觀眾挑選一位上台,坐在大椅子上,唸出第十五封信的內容;透過「書寫」與「閱讀」,將演員、空間、裝置、演出與觀眾整個融合在一起,持續展現何應豐長期以來所秉持的「完全劇場」觀(a theatre of totality)。

演員的表演是多焦、共時、並進的,不過總會在場中留下一、兩個焦點,觀眾或聽或看。在一次由Art Plus雜誌於噪咖所舉辦的座談會中(1024)張藝生和何應豐都不約而同地提及,排練期間,雖然演員每次的狀態都或有不同,但經過了工作坊和自我表演探索等階段,每位演員都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主軸,自己和哈維爾獄中書簡的對話關係與模式,自己和其他演員之間的默契與互動,所以縱使幾乎天天排練,即便是到了正式演出,那種當下現存的狀態也會有所不同,端看當天所有演員(甚至是音樂音效、燈光等)的個別狀態及有機整合的結果而定。何應豐在我所觀賞那天的演前導聆就提到,前一天晚上(1031日)的演出便碰巧遇上了地震,因為演出場地在十樓,地震所帶來的晃動把投影機都震歪了,於是整場演出下來,所投的影像都是歪出原本設定的角度與框架之外的,不過對此何應豐所表現的態度似乎是將其視為「意外之美」。

演出的結構大抵是以陳柏廷讀信、梁菲倚聽信(讀信)及回信開始,中間有好幾次梁菲倚坐在案頭前,以筆電打電郵,最後則是張藝生以毛筆和細樹枝寫「囚」字,也包括梁菲倚邀請觀眾上台讀信;同時到演出漸漸接近尾聲時,所有演員開始將這一大堆的裝置物件移放到木框裡邊或附近,整個場地空了許多,然後梁菲倚在地板上排放他們在排練期間所寫給哈維爾的回信。這一切的一切,從筆電、鍵盤、螢幕到筆墨與萱紙,從攤放全場的裝置物件到收整於木框之中或左近,對我而言,有某種回歸單純原真的感覺,走出知音劇場所在的臺師大綜合大樓之後,整個腦子是滿脹的,但心卻是清明的,我知道我將會寫一封長信來回應這個演出,我想這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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