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共學講堂記錄】于善祿:評論是為未來台灣戲劇史的書寫做準備(四之三)

(編按:去年六月底,小劇場學校舉辦一系列四場的「共學講堂:劇場工作者的深度思考」,此為其中一講「表演藝術評論,為表演藝術發展寫下備忘的人」座談紀錄。經與主講者討論後,場內的問答形式在此改為自述形式刊出,因此講述內容應媒介不同有所重組、修改。感謝當日提問的各位參與者,你/妳們的提問豐富了此份紀錄。)

【共學講堂場次】
題目:表演藝術評論,為表演藝術發展寫下備忘的人
時間:2014/6/28,2:30pm
主講:

【觀眾提問】
觀眾A(黃佩蔚): 剛聽到老師說評論是為「未來台灣戲劇史的書寫做準備」,那評論人的責任是不是更加重大?因為寫的每一篇就等於是歷史的一個部分。我為什麼會問這個是我很少看老師寫負評,大家可能會覺得負評不好,可是回到一個評論者的責任的時候,負評是不是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以及怎麼被寫出來的需要?只是它該怎麼寫、可能我們還不知道,所以我還滿想問老師,你怎麼看待負評?

于:回到一個原則性的問題,我一直認為在這個年代裡面,有一個態度我希望是保留的:我們不要吝於讚許。現在好像變成大家不太會去讚美人家,挑剔人家是很容易的。
我在系上也開戲劇批評的課程,通常會希望學生寫三到五個優點,再寫三到五個同一個作品的缺點,讓他們養成比較多元的觀點。因為做一齣戲再怎麼便宜、簡易或粗糙,都還是花了一點心力在裡頭。我自己不創作,所以站在一個鼓勵的立場。甚至以前還有人說我的評論多是溢美之詞,但我只覺得,我寫的就是我想要說的,這種態度不只是存在於我寫的文字,同樣的話語、同樣的態度,還是繼續保持在我跟他們之間的互動。也許這些「直接」和現在大家所想到的「直接」相比太溫和了,假設評論有光譜的話,我可能比較在中間,有時候偏左有時候偏右,但我不會極左或極右。

我好像跟什麼圈圈的人都可以和在一起,應用劇場、果陀、表坊、屏風……因為對我來講這都是生態的一部分,我沒辦法偏食跟挑食,就要多花時間成本進去,我是不排斥、都接觸,其實這樣也讓我回過頭來去看一個作品的位置的時候,或是看一個創作者或團體的位置的時候,不見得只有把它放在台灣的脈絡裡,如果放在整個華人戲劇世界的角度,它大概可以被擺在哪裡,提供給自己一個更多元、更立體的角度。換一個角度去看同一個作品之後,我自己肯定可以找到至少一個優點,即使只是一個,我還是願意讚許這個優點。

觀眾B: 我想要問一個很想知道的問題,在台灣是什麼人在寫評論?都是什麼背景?

于:最快的方式應該是翻近年的《PAR表演藝術》與《表演藝術年鑑》,可能是老師,可能是長期觀察的人,可能是在媒體工作的,或者有些是文學家,各式各樣的都有。

觀眾C:老師在評論中型、大型或新興劇團時,是不是會用不一樣的心態與評論方式?另外,老師說的「測」,適用在每篇評論嗎?像新興劇團才剛開始,就要去預測它未來的走向或是什麼,適合嗎?

于:比較有長年累積作品的,我們做評論就會有過去的脈絡、參考值,所以在寫那樣的評論,多半都會再把它放進脈絡來看,當然「測」也可能會測不準,像我剛才講LULUSHARP第一篇是在講毛雅芬,可是現在我們放眼望去,有多少人知道毛雅芬是誰?這是我們在整個生態的創作大河裡面,經常會遇到的狀態。

對我來講,創作只要有一點點可能性,我都願意稍微說它一下,但也不用只相信一家之言。現在這個時代,不太可能有人只信一家之言,那你就去參考不同的座標系,看其他的評論,「表演藝術評論台」某種程度提供了這樣的可能性,同個作品可能產生南轅北轍的觀點。其實所有的評論對作品來講都是好的,台灣的劇場生態比較可憐的是,幾乎九成以上的戲都只有四到六場的生命,如果是在一個比較好的狀態,一個戲未來可以巡演、重製,那每個階段所收集到的評論,對他們(創作者、團隊)來講,如果願意去做一些修正或升級,評論與創作就有比較好的互動。

觀眾D:老師您好。請問你會自己買票嗎?或者是都是VIP?如果劇團給你VIP,那會有劇團希望你寫好的評論嗎?或是它的戲不太好,可是你會如實照寫嗎?

于:你提的狀況都有。老實說,現在自己掏腰包看的戲不多,但帳篷劇場會排第一個,剩下大概有八成都是VIP。我接觸到的狀態不會是說劇團提供了票,還希望我寫好的評論,就只有提供票,我要怎麼寫他們不管,通常寫了可能就是傳給劇團,他們怎麼使用是他們的事情。

王:那會不會是拿了VIP以後,有一個非常潛在的影響,到下筆的時候觀點就比較溫和?

于:不會。我也是從繳學費開始的,長久寫下來文字的慣性已經養成。

觀眾D:我想補充一點,我知道有些評論人,可能寫得滿不留情的,之後那劇團的人可能看到他就不打招呼,不理他(現場大笑)。所以你會考慮到這種狀況?還是因為你寫得比較婉轉,……

于:我也有很直很毒的評論,然後呢?他(創作者)後來還是我的同事,現在依然都還是打招呼,還可以一起共事。我還是覺得台灣的圈圈太小,這是我一直在講的,作戲的人、看戲的人跟評論的人加一加,全部加在一起,而且是固定的、常態的,也許不超過一萬人吧!?

我最記得阿忠(鄭志忠,劇場導演)在紀錄片《台北波希米亞》裡,坐在計程車上,指著計程車窗戶外說,你看、你看,外面這群人,一百個人要是有一個是看戲的觀眾多好啊!對啊,你去算比例,台灣現在不只兩千三百萬人了,只要有百分之一是固定的觀眾,台灣就夠看了,可是沒有,而且大概都聚集在幾個大都會區。

觀眾E:你好,我想問一下,以你這麼多年來觀察的劇場,你覺得台灣劇場在節目上面停滯的地方在哪裡?或是可以再改進、更上一層樓的地方在哪裡?為什麼我們台灣的劇場一直沒有辦法跟比較高水準的劇場媲美?

于:這個問題問得很空泛、問得好大。那你認為高水準的劇場應該是什麼樣子呢?大概像哪裡?可以反過來想,我們真的做得很不好嗎?我覺得只要我做為一個觀眾,能感受到做戲的投入進去的態度是百分之百的,我覺得如果我可以感受的到的話,那可能……

王:也許是有一些部分是這個環境生態沒有的,像剛講到的戲劇顧問。有的話是不是會比較好,或者可以從哪個角度?

于:「戲劇顧問」真的做起來的話,也不見得能夠立即生效,沒有絕對的關係在,我覺得它先是對於作品本身會產生一個比較紮實的意涵。可是生態的話,我覺得不是從評論的角度或是從什麼角度就可以幫忙的,牽涉到好多因素;教育面、政策面,然後經濟的問題,還有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來到現在這個階段,大家對於劇場的需求真的很大嗎?

王:現在「文創」這樣子的東西丟下來,就你的觀察,會影響到這裡面往更成熟還是其實會往更偏頗的方向?

于:我自己對文創沒有太大的好感,它到後來變成模式化,到哪個老街都長得一模一樣,到每個工廠、廢墟的倉庫去,看到的都一樣,非常無聊。我覺得還是回到創作者本身,做評論的真的只能在旁邊,幫一把是一把,但要能夠真的抓出問題來。因為我覺得「趨勢」還是做的人在引領,但是做的人會面臨到很多環境、生態的問題,他有很多實際問題要去面對;經營的問題、政策的問題、補助的問題等等,評論基本上是屬於後端的。

王:那我可以簡單問嗎,現在的戲是好看的戲變多了?還是難看的變多了?(主持人笑)

于:好賣的戲可能稍微變多一點……好看的戲不見得變多,而且,好看的戲對於不同觀眾來講,認定是不一樣的。

王:所以有變得更多元嗎?

于:也沒有……(王:沒有?!),我覺得多元的打開,像應用劇場啊、戲劇治療啊,某種程度在九零年代是豐富的,可是到了2000年之後,某種程度到了瓶頸。現在大家在思考的問題,比較不是在打開形式,而是尋找觀眾、增闢財源等等,還有多少心力是回過頭在創作上頭,我不知道,我覺得沒有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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