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周力德
網站: 文化部log
前幾天和會計碰面，她看見我整理的背包客劇團2014年收支表，大吃一驚：「票房不是很好嗎？怎麼還是虧損？」
先交代一下背景。秉持著「一年一齣」的創團精神，去年背包客劇團推出第2號作品《一個人的旅行》，於十一月中旬在台北市牯嶺街小劇場發表。或許是主打單身，又破天荒的推出「一個人」購票優惠，觀眾以秋風掃落葉之姿，掃光了早鳥票450元，創下本團「早鳥階段即售罄」的紀錄，於是決定加演一場，讓精心設計的「480元單身方案」有票可買。這些看似風光的表象之下其實潛藏著一個危機：我們的票價結構只有450、480兩種，與最初的定價600元有一段距離。
票房結算下來，演出五場賣了十九萬多，再加上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補助款十八萬整，收入一共三十七萬多，但在支出上卻遠遠超過這個數目。聽了我的說明，會計很耐心地算了算，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如果支出不變而希望打平，那麼每張票的平均價格應是625元；第二，減少開支、壓低成本，開源有限，只好節流。
節流？攤開收支表，真不知哪一筆能省。該給工作人員的設計費、執行費，一毛不能少(而且他們多半慷慨的接受了不算慷慨的酬勞)；牯嶺街的場租從前一年的三萬九一下子漲到四萬八，而各個排練場的租金，各有規定，須按時段付費；舞台、燈光、服裝的各項支出，每一筆都牽涉到設計者如何落實他們的設計概念，而我相信他們已盡力考慮購料的必要性，以控制成本；還有，委託代售的兩廳院售票系統的佣金，也不可能刪掉……一切的一切，使我不禁自問：「難道這個只有五個演員的劇本，表演人數還要更少？基本上已屬空台的場景，仍嫌不夠簡化？」我不由得陷入一個幾乎困擾著所有創作者的老問題：「為什麼我們總屈服於現實而必須在創作上妥協？為什麼讓步的總是我們？」
或許我能就個人的實際經驗提出一些看法。第一，場租確實變貴。牯嶺街實驗劇場的一週租金漲了九千；華山文創園區最便宜的果酒禮堂，電價一度八元漲至十元；松山文創園區的「藝文優惠價」最便宜的倉庫一天要價兩萬；一旁的誠品松菸店的表演廳，一天高達四萬二，提供給「非營利單位」。於是，負擔不起龐大租金的表演團體只好在有限的場館做選擇，每年時間一到就拼命地搶檔期，深怕落於人後，使部分的熱門場地一下子就排滿了表演節目。看見如此爭先恐後，我不知這是不是政府所樂見的「表演藝術蓬勃發展」，因而忽略了對租金漲幅合理性的檢討。
說到此，先岔個題。就在昨日下午，我首度登上101辦公大樓的第51層(又換卡、又轉梯的，活像劉姥姥進大觀園)，與遠智證券的孫小姐相約。她是個表演藝術愛好者，近來迷上舞台劇，閒暇時也參與綠光劇團舉辦的課程，深知表演團體覓地不易，於是打算開放公司內的幾個辦公空間，作為藝文團體辦講座、活動、讀書會之用。她十分健談，我們相談甚歡，臨走前我特別向她表明今天來到這裡的主要用意，是為了支持她的這份善念，感謝她的好意與熱情。台灣社會總是不乏有心人士一如孫小姐，在能力範圍內為藝文環境做出更多的貢獻，令人在寒冬中感到無比溫暖。
相較於民間的暖流，政府往往是冷冰冰的。挑明了講(也是回到主題的第二點)，它不重視原創。沒錯，它一天到晚呼籲「多元」，卻忽略「多元」根基於原創力。《一個人的旅行》獲得十八萬補助雖令人羨慕，但這筆錢與當初提報的預算相去甚遠，而對於這筆十八萬，我們一方面感謝審查委員，一方面也思忖誰能真正重視一個作品的原創價值。是的，我很負責地說，《一個人的旅行》不是改編作品──既非改編自國外經典、亦非出於其他文類諸如小說、散文──這齣戲是紮紮實實的、反映台灣人生活的，原創劇本(我想將這四個字放大加粗體)。這並不是說改編不好(話不能這麼說)，因為改編也有改編的難度，改編也有改編的好，優秀的改編作品也比比皆是，但，就創作的定義而言，改編是「有中生有」，原創是「無中生有」，在程度上自是不同。不容諱言地，有些團隊致力於原創，但有些沒有，而政府在獎勵、補助「文創」時是否該思考：如果將所有原創的、改編的、非原創的作品全部放在一起進行篩選與評比，那麼長久下來還有多少創作者願意嘗試、開拓、付出心力的從事原創？講得實際些，這筆帳怎麼算都划不來吧。
中央和地方政府口徑一致的要傾聽民意。以上就是基層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