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coolmoon
網站: 我乃文字
時間：2014.10.18
地點：台北當代美術館實驗空間
刊載於表演藝術評論台
1999年起，行動藝術家湯皇珍以〈北京之行〉開啟她《我去旅行》的系列創作，至2013年〈我去旅行十/墓誌銘〉為止陸續完成十件以《我去旅行》為題的行動藝術。在「旅行異常爆炸的世代」，她選擇旅行作作為「現代人的寓言」[1]實踐；在數位科技與影像快速進化的世紀，她使用了照相機、攝影機、視訊電話、視訊攝影機等現代數位產品，記錄及再現她的行動。如今她擷取《我去旅行》系列重新配置成為多組影音裝置──可容一或二人進入停留的木箱隔間、或有門、或多方向入口的空間單元──可自由拆組，總體命名曰《尤里西斯機器》；自2014年5月在新竹藝術八空間揭幕，9月巡迴至台北當代藝術館的實驗空間，預計於2015年5月駐紮於北師美術館完成旅程。
從旅行的表面意義閱讀，「我去旅行」意味著主體「我」自原存在處自願性出走；而「尤里西斯」（Ulysses）的源頭神話──西元前八世紀荷馬史詩中的奧德修斯（Odysseus），卻是一個迷航十年遲遲不能返抵的戰爭英雄。從離家出去到回不了家，似乎旅行隱喻有所轉折；然也早有人觀察到湯皇珍定義下「旅行」的特徵：「不辭千里跑到國外不是去玩，而是去找回家之路，這看似荒謬的刻意行為，其實要講的是『溝通』這件事」[2]。
從《我去旅行》到《尤里西斯機器》，湯皇珍始終心繫於言說，翻轉著言說的可能與不可能，不斷地透過言說折射，一再地重返言說這主題。作者將《尤里西斯機器》中的影音單元稱之為「語言飛航」裝置，每組一對應著某一件「我去旅行」作品，重新凝視、重新闡述、重新詮釋；言說的語言四處飛航，無所不在，幾乎淹沒了作者飄洋渡海到各地旅行去拍攝回來的流動光影。按照湯皇珍的「旅行」定義，「言說」一旦啟動便也意味著旅程正式成立。
《尤里西斯機器》在美術館停泊的意義，在令參觀者親身置入這些「語言飛航裝置」當中。並沒有華麗的感官衝擊，卻無法不感到敘述者滔滔不絕的言說所帶來的壓力，實際是被那龐大的迷航訊息群給騷擾著，截斷你對旅行作為一種流暢敘事的預期和想像。
《尤里西斯機器》在第二航程中安排了兩場演出。當鄭捷任的音樂響起，光影在牆上滑動，演出者和觀眾置身同一空間──兩間打通的房間內，六組裝置「機器」所屏隔出來的走道、穿堂、轉角、四壁。六名演出者彳亍於其中，叨叨絮絮朗讀著荷馬史詩英雄尤里西斯的旅程（雖已經過作者改寫，仍帶著濃濃翻譯語式），各自以示意性的儀式動作：或拄拐杖、或單腳站立、或曲膝而行、或單手平舉；目光平直如夢遊者，身體逕自穿越，在窄仄的空間內與觀眾擦身而過。言說──或者更準確地說，言說的慾望──被肉身化了，被賦予體積、溫度、速度、聲響，與觀者的身體直接相遇。這因而和靜態的觀展不同，是一種被言說「擦傷」的肉身經驗。
經由身體運動，旅行重返為一種肉體經驗，而非靜態閱讀。觀眾被迫推擠著不斷移動，演員之後，攝影者又隨俟於後，猶如置身於現代國際觀光景點大城市中，難以分辨誰是本地居民？誰是觀光客？誰是拿工作簽證的外籍勞工？誰是留學生？誰是市政府派來的觀測員？在演出現場，著日常服裝的演員與觀眾彼此穿梭（非專業演員更加強這種界線模糊感）：誰是表演者？誰是觀眾？誰是旅人？誰不是旅人？誰是藝術家？誰不是藝術家？混沌中唯有言說，唯有滔滔不絕的言說動作，標幟著「敘述者」的所在。而突然，「哀隱」現身，擺脫觀念的比對洶湧為一種直接的感知體驗：過於旺盛的言說，與配合言說顯得怪異不自然的動作一樣，顯得「不合時宜」、「格格不入」，彷彿溶化不了的顆粒物質在飲料中磨蹭著舌頭，一如藝術家存在現代社會的處境：異質。
因為異質，無法被社會生產機器吸納，難以取獲體制承認的位置，總是身分不明、定位曖昧，甚至一再宣稱「我去旅行」，當做「我在創作」、「我以藝術家的身分在呼吸」的自我宣言。藝術家以其異質，比對出人類被合理化了的荒謬、被體制化了的軀殼、被編碼化了的感受。《尤里西斯機器》是一部埋伏於城市裂縫的突襲位置的異質空間，要求觀者片刻的警醒（或者相反地被認為是迷惑），片刻的逃逸，成為旅者，認同異質。
《尤里西斯機器》的「劇本」（湯皇珍確實這樣稱呼她的演出文本）雖挪用荷馬史詩版「尤里西斯」的故事和命名，然其破碎、斷裂、無方向性的機器形態，實與宏大、線性、集體敘事的「史詩」結構相違；比對二十世紀現代小說家喬哀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版「尤里西斯」的虛無、孤絕、荒涼、價值崩解，又帶有太多浪漫化、英雄化的衝動。或許像駱以軍的《西夏旅館》，挪用異邦寓言作為自我的平行比喻是島國精神游動民一種難以斷戒的的癖好；錯置產生皸裂，皸裂繁衍游離，游離滋啟言說的動能。
作為抽象機器的「尤里西斯」是回不了家的，只能飛航於迷途和誤認之間的狹縫，辭不達意，有口難言，卻從來不因為辭不達意而退縮，不因有口難言而沈默。因為一旦沈默，就等同對世界的平庸繳械。作為一個以日常生活元素作為觀念表述的行動藝術家，僅能憑藉言說的力量構築自己，對社會不斷發出她的異質聲波，抵抗被世界同化以及無法被同化的痛苦。原來我們生命的課題源自我們對世界的設定，我們總是在回答自己最初發出的質問，《尤里西斯機器》彷彿這樣的迴圈，在不斷的身體遶境之中，尋求自我意義的滑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