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劇場藝術學系《臺北好男好女》

文字: 于善祿
網站: LULUSHARP

時間:2014621,週六19:30
地點:國光劇場
編劇暨歌詞創作:蔡依雲
導演:楊雲玉
    一群三十幾歲的年輕人組成電影工作室,募集資金、勘景、選角、收集資料、編寫腳本,積極地籌拍一部關於1950年代至1960年代人權政治、思想自由與白色恐怖為主題的紀錄片,試圖為那個時代的歷史與個人的記憶盡一份心力;但在籌拍的過程中,卻心有餘而力不足,資金短缺的現實使得這部紀錄片不得不腰斬,徒留諸多遺憾。

    當理想碰上現實,經常不得不轉彎,甚至於變質。故事中的Brian(馮康揚飾)由於個性心急,思慮不周,在前一個廣告公司工作時,就曾經發生過資金調度不及而臨陣翹頭,留下一堆爛攤子讓女友蕭蔓(金孝萱飾)出面收拾的窘境,這也導致蕭蔓在這次Brian自組工作室,籌拍紀錄片的過程中,不得不請銀行的理專朋友劉建東(樂和中飾),介入工作室的財務管理,以免Brian又重蹈覆轍,事實上也幾乎歷史重演,使得工作室最後不得不解散。

    Brian同樣有著電影夢的汪凝(田憶慈飾),和Brian是舊識,雖然有許多年未曾見面,但仍參與到這個拍片計劃之中,擔任編導的工作。就在她和Brian、攝影師Andrew(許仲文飾)等人四處勘景及收集資料的同時,事實上她多年未見的舅舅小四(陳正熙飾;即楊德昌電影《牿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故事中的殺人少年小四,只是入獄、出獄之後,數十年來,他已是華髮鬢白,幾度滄桑地重現在戲劇舞台上),就經常出現在她和母親(黃惠玲飾;小四的姊姊)的生活周遭,礙於諸多因素(如:自己曾是殺人犯,下過監牢,讓家人長年蒙羞;近鄉情怯),而未敢直接現身與親人相認,如此過了許多年(中間曾經與母親──即汪凝的外婆──相見),痛苦、辛酸與內心掙扎,只能自己私下承受。終於,在拍片計劃面臨腰斬之際,小四出現在汪凝面前,並且交給她一封書信的原稿,這正是工作室想要透過某史料保存基金會取得使用授權的原稿(而非影印稿),同時也是汪母尋找多時的原信件。至此,汪凝母女總算和小四團圓,汪凝這才了悟,原本想透過紀錄片拍攝那個年代他人的生命故事,卻未想其實兜了一圈,竟是自己家族歷史的重新發現。這或許也是台灣近代文史工作者,經常透過工作的深廣挖掘,而更確認自身的歷史文化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

    受到現實(幾乎可以說就是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影響,而有所改變其初衷的,除了Brian之外,像是已經有點過氣的台灣電影女演員蕭蔓,不得不到大陸接一些「老師母」之類的角色;或像是工作室成員之一Chloe(林思維飾)不得不開始另外兼接一些遊戲設計的案子,以替自己留一條後路。劉建東應該是最依循資本主義邏輯而行事的務實主義者了,因此他擺在這群「理想大過於現實」的角色當中,似乎成了資本主義打手的反面角色,但後退一步來仔細思量,幸虧有蕭蔓安排劉建東來擔任工作室的財務管理,否則工作室的負債及信用破產的程度可能會更嚴重,看起來蕭蔓對Brian仍是有所期待的,但她也明知這段已經談了十年的感情,已經沒有新的火花、熱情與可能性,於是她選擇離開,並將Brian託付給汪凝。從後設閱讀的角度而論,「Brian─蕭蔓─汪凝」的三角關係,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楊德昌─蔡琴─彭鎧立」的三角關係,不過這已屬於八卦式的聯想,我就不再多做揣測。

    一看到首頁的角色表,有一半以上的角色年齡都設定在三十五歲以上,再想到六月中旬(621,週六19:30)看演出時,台上有大半卻是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劇場藝術學系大二至大四的學生,也就是平均約為二十歲,角色年齡和演員年齡之間相差十五歲,表演起來總覺有點說服力不足,服裝造型雖然可以幫忙塑造角色形象,但演員說起話來的樣子,和台詞內容以及歷練內涵,還是差了角色一點點。這些角色多半從事廣告、創意、影像、多媒體、文史保存、自由接案等工作,感覺很年輕化,充滿熱血、理想與抱負,倘若從這個角度看,倒是符合於演員年齡所散發出來的年輕、幹勁等氣質。既然是帶有為系上學生量身訂作的編創劇本,何不將原本的角色年齡就往年輕化設定?或許學生演員們也可以有些本色的角色發揮與創造。或者,編劇有別的什麼考量?

    劇中有蠻多場戲發生在Brian的電影工作室,而該工作室只要對外的窗戶沒關,經常就能聽到響亮的警笛聲,顯示大樓附近可能是醫院。但警笛聲的音效少了幾分漸層感或真實感,窗戶沒關前的超大響亮,以及關起窗戶之後的瞬間靜音,突兀的響、靜切割,難道窗戶玻璃的隔音效果真的那麼犀利?相關的音效在設計與操作上,或許可以再細膩些、合乎常情些。

    這個劇本的場景非常地多而繁雜,甚至在同一個舞台還會做分區場景來交叉敘事,兩個演區間的台詞聽似各別獨立,但有時似乎又像交互對話,刻意塑造平行時空也能對話的感覺。面對如此繁複的場面調度,主要是以燈區來突顯或區分,有時也透過懸吊的幾塊大景片,左右挪移,變換與區隔出不同的演區。整個舞台畫面看來,就像被許多鏡框交疊,應該可以解讀成是在與楊德昌的電影鏡頭做某種跨時空的呼應,也試圖在劇場調度與鏡頭調度這兩種藝術表現語彙之間,尋找某種對話或共通性。因此,「調度」似乎也成了這齣主要的表現語彙之一,由於那些景片與鏡框要易於移動,所以不可能太沉重,但有點輕盈的結果,卻也偶爾造成景片定位之後,仍晃動不已。

    這個劇本在某些地方,對於楊德昌的人生及電影作品(包括人物、故事、語言、城市意象等),多少做了不同程度的挪借、戲擬與延續,尤其是《牿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點倒是挺有趣的,也許我再把楊德昌的電影全部找來從頭到尾看一遍,應該會發現更多有意思的對話。根據監製張瑞濱(台灣戲曲學院校長)在節目冊中所言:「……用整整一年半的時間,從導讀楊德昌導演的電影作品開始,邀請他生前的工作伙伴來校舉辦講座……從楊德昌導演的七又四分之一部作品中抽絲剝繭、抽樑換柱重新架構編寫一個全新的劇作《臺北好男好女》,正猶如一趟尤里西斯的生命旅程,這是教育劇場最珍貴的價值,學習與創作並進,最後完成於劇場裡的全面展現。」我覺得該系學生是幸運且幸福的,能夠有機會親炙一位世界級電影導演的人生及作品,以及在其背後的文化底蘊與歷史深度,並且去思考歷史與現代之間的關係與意義。(希望北藝大戲劇系也能遇到創作如此的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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