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徵文再回應】不在場者的在場:一個取向於差異的藝術理論提案(下)

文:王柏偉

讓我們重回「在場」問題。就是在上述的媒介史事件的影響下,我認為不管是「人」、「私人」、還是「在場」都已經無法回答並恰當描述我在較早之前所提及的那幾個問題。這個世界不再是立鈞文末聲嘶力竭的呼喊:一個人的世界!世界最終的組成單位不再是「人」,而是其他。Matin Heidegger的人文主義書簡或許已經給了以這種方式來理解世界的觀察者最後且最深刻的回覆。不過,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世界的最終單位可能是什麼?藝術世界的最終單位是什麼?我們要如何重起爐灶?

對Luhmann與Kittler來說,「資訊(Information)」是個不錯的出發點,他們承接了Claude Shannon、Nobert Wiener與Gergory Bateson的理論,將「資訊」當成是「做出差異的差異」。這樣一種模控論式(Cybernetics)的資訊理論將認知與世界的可能性建立在「運作上的封閉性/認知上的開放性」這種結合形式之上。我在這裡打算採取Luhmann(而非Kittler)的立場,將藝術與劇場理論放在從「資訊」概念出發、以「感知/媒介/溝通」為背景的當代媒介生態系(借用Matthew Fuller與Dirk Baecker的概念)下來簡單為Luhmann已經發展出來的藝術系統論做個大綱提要。

(一)藝術系統與科學系統兩者的出現都起於現代社會在「感知與溝通」這個位置上將兩者區分開來。在科學中測試「在溝通中如何創造符合(觀察者對現象的)感知的命題」這個功能;而在藝術中測試「是否能夠創造不同於日常感知的特殊觀看方式」這個功能。

(二)科學以「出版品」作為系統的最終元素;藝術以「藝術作品」(而不是作者或觀眾!)作為最終元素。

(三)科學「透過概念來建立理論」,藉以貼近被感知到的實在;藝術「透過結合不同的媒介(媒材)來征服特殊觀察形式出現的近乎不可能性」。

我在這裡之所以把科學與藝術拿來對比,除了是為了回應立鈞對藝術評論與人、杰廷對知識與私人的討論之外,還有其歷史演化上的深刻意義,正如Manfred Frank等人不斷強調的,科學與藝術兩者的親近性就在於這兩個系統所關切的都是「感知(與意識)如何參與到溝通之中」這件事情,只是科學關心的是理論(溝通)跟現象(感知)間的符合,而藝術關心的是我們如何能夠為某件事(感知)創造一件非比尋常的作品(溝通)。因而,科學以「真理與否」來指稱一種現象與理論間的符合度,而藝術以「美/醜」來說明作品是否真的造成足夠的驚訝以引發我們進一步的觀察,不過,我們不能忘記歷史認識論的研究所告訴我們的,所有的科學論述都具有其歷史性,因而沒有最終真理這件事,當然也不能忘記,每個人都會對任何一件藝術作品是否是藝術作品、及其美醜與否有他自身的想法,就是在這一點上,不管是真理還是美,都沒有被杰廷視為是一的真實,也沒有被立鈞當成是決定性的客觀。

不過,我們一定要注意到,立鈞跟我兩個人在立論上的距離並沒有像他所認為的那麼遠,起碼在他指出(一)感知的召喚必然是事後的、(二)我們必須繼續一直書寫下去、(三)因為觀察位置的關係而沒有客觀答案的東西,這三者的時候,我們兩個人是一致的(可是這樣的一致性能否支撐立鈞從「人」出發的「當下在場」理論呢?),關鍵性的差異出現在兩件事情上,第一,從科學這個角度來說,就是科學是否是一種「建立在單一事實上的、客觀且抽象的真理」,在這點上,我必須指出,立鈞(甚至杰廷也有類似的傾向)召喚的是素樸的科學實證論想法,這樣一種想法在科學實踐上忽略了整個「實驗科學」的傳統,在理論上忽略了從知識社會學與科學史發展以來的科學哲學與科學理論對科學自身的反思。第二,從藝術的角度來講,忽略了我們上述的「媒介史與感知結構史」的共構。

在立場上,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與這篇文章都不斷地強調的:「全部感知的集合」不能被等同於「人(私人)」!從邏輯學上來說,「全部感知的集合=人」這個公式犯了一個邏輯層次上的誤謬,將部份的集合等於整體。而這樣一種誤謬,就像Kittler的《模寫系統 1800/1900》一書所企圖證明的,是十九世紀而非二十世紀以降迄今主導性的論述形態(我們當然可以選擇那種論述形態,只不過在現象解釋的效度上可能就差多了)。不過,要注意的是,雖然杰廷與立鈞看似用了「人(私人)」這樣的概念來當作理論的出發點,但是他們所關切的「思想逃逸」的可能性卻如同我上面所引用的Kittler長文中最後所想表達的:「思想逃逸可能性是重要的」這種想法是一種基於打字機的發明而來的二十世紀的發明。我跟立鈞與杰廷其實同時間接受了Kittler所謂「文字藝術被等同於文學」這樣的命題,但是立鈞與杰廷強調感知相對於文字的優位性,而我認為在「媒介生態系」的理解下,沒有任何媒介(不管是感知、聲音、文字、數字、還是其他)是優位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立鈞與杰廷在思想上參與了一場最前緣的戰鬥,但操持的卻是可能不太夠用的武器。

如果從感知與溝通的區分出發,而不是從人出發,那我們所謂的在場就不再是當下的、人的在場,而是感知在溝通(於此而言,是杰廷的「評論」與立鈞所謂的「分裂成兩種模式的文字」)中的在場,或用我們更為清楚卻頗為複雜的公式:「曾經有過的感知的在場(記憶)與當下感知的不在場(文字的僭越性)兩者同時在後來的溝通(評論)中在場」。

我們上面的討論,讓我想起今年柏林雙年展Peter Halilaj在KW展出的作品《The place I´m looking for, my dear, are utopian places, they are boring and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them real (2010) 》(圖一、二),我想,或許該站在理論狂與觀察者的角度,為我這篇文章下個超級長的標題:《放棄烏托邦吧,親愛的,如果打算繼續創作,要不放棄思考與結構的建築式隱喻去試試別的媒介,不然就多放幾隻雞或多加幾塊石頭(就像你所做的一樣),阿不然就乾脆轉往學術圈,為你的理論建構能夠更接近現象這件事,多添加幾塊概念的磚瓦吧?》。

或許,我該以這種方式回應立鈞的最後一句話:藝術與科學的世界不是一個人的世界,而是在溝通與感知的差異之間茁生(emergence)的兩個世界。

(僅以這篇文章祝杰廷,生日快樂!)

相關連結1:杰廷《在評論裡在場》
相關連結2:立鈞《說在大學畢業之前:關於評論、關於人()》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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