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正尉
時間：2010年9月25日，週六14 : 30
地點：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展演藝術中心舞蹈廳
《小馬和他的頭家潘老闆》（以下簡稱《小馬》），改編自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潘第拉先生與他的男僕馬迪》(《Herr Puntila und sein Knecht Matti》，1941)。故事由擔任司機的小馬說起，因不滿等候兩日在酒店醉酒的潘老闆，憤而與之爭議，然潘老闆醉酒時，十分善待下人和眾僕，尚與小馬稱兄道弟。小馬並未離開，反因他的「善心」及「高待遇」，選擇繼續留在老闆身旁。
清醒後的潘老闆，說趕就趕，說打就打，對待員工是截然迥異的態度。小馬留在身旁，受盡屈辱及善意。另一方面，因政、經等人際關係需要，老闆女兒被安排嫁給立法委員，但女兒並不愛他，反而愛上風趣的司機小馬。劇情一路牽扯於老闆的善惡態度，酒醉時搞砸兩家的姻親，也要她嫁給心愛的小馬。然而，清醒後的老闆，將莫須有的罪名冠至小馬身上，慘遭無數的誣賴及威嚇。直到某次老闆的酒醉自白，其「願」將所擁有的山林、農田和檳榔園贈予小馬，他才下定決心，離開這位「兄弟老闆」。
乍看之下，以為是部喜劇，一來諷刺台灣接連不斷出現爭議的法官，也將布萊希特筆下的外交官改成立法委員，直率意說著台灣當今的時局處境 ; 二來，小馬的「自覺」離開，不再徘留於老闆左右臉邊混口飯吃，決定尋找下一段旅途。觀眾能從中嗅出古希臘喜劇家亞里斯多芬尼斯的政治批判力，在狂歡和嬉鬧背後，凸顯出時局之荒謬 ; 亦可覺出彷若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筆下娜拉的結局——離開。逃離充滿父權體制威迫的家庭。
反思，究竟小馬的出走，是喜劇抑或悲劇？關於這點，筆者直接了當的說，此仍是一部無法處理「問題」的作品。向來藝術是否應解決問題或呈現相異的可能，種種目的論乃爭議不休。娜拉出走確實在十九世紀的歐洲保守社會提出一劑強悍的震撼彈，而我們也能看到波瓦、布萊希特等戲劇改革者的行動訴求…。在台灣當今，站在街頭遊行、罷工、應用戲劇、組織工會、聯盟、連署方式等，行之有年，採取戰鬥還更為直接。觀者坐於嚴謹的展演中心、看此戲，究竟能體認何者別於直接戰鬥的可能？儘管，«小馬»戲中呈現諸多問題意識 : 勞資法、土地擁有權、地方派系與中央體制（如司令部）抗衡…，看似層出不窮，內容豐富，但泰半在喜劇、嬉鬧中「均質地」帶過，鮮見特別深化的議題。另，編劇、導演的觀點究竟為何？似乎讓人難摸著方向。
小馬的出走和抉擇，乍看喜劇，其實是悲劇。他仍以上一次的雇主、以及這次面對潘老闆的雇傭經驗做比較，沒輒地繼續漂流、繼續擇木以棲，表示其思惟並未進步。雖有離開的強烈動機，小馬的未來尚處未定，自主性思考僅存離開雇主與否，卻無法掌握自己的未來，依然無法解決問題。
畢竟，這是場學院中的學期製作，學生有心來探討勞資問題，本就難能可貴。可惜在於地點的不精確 : 學校展演中心內的鏡框式舞台，形式、觀眾群的條件多少有所侷限。亦因如此，演員無法跳出自身與觀眾雙向溝通，若以操作型批評來探討舞美採何形式、燈光、演技、身段等，已不具太大意義。
筆者認為，《小馬》較佳的呈現方式，適宜「教習劇場」（T.I.E）。其目標是讓人們透過劇場經驗，進行各種議題的討論，而非唯心的欣賞作品。它適合獨立製作，可以在工業區發聲、在社區，也可以在街頭做行動。事實上，每位演員皆有擔任joker的質地，在此無法發揮效用，無法與觀眾提問、討論，甚至根據觀眾意見來「重演 / 執行」，更令人感到可惜。嬉戲的成份頻繁，能否讓觀者有較深刻的見解，或開啟觀者的疑惑？否則，搏君一笑，對於走出劇場的觀眾，戲劇內容能否存留腦海之中？記憶，恐怕像是劇中小馬幫忙老闆在橋下擇選勞工，任雇主被動挑選，沒中的，便消逝了。
總之，對學生而言，藉布萊希特劇本改編，以思索勞資、地方派系、法官爭議等問題，是好的初衷。祇是，眾多觀點的不深刻，讓人留在腦海印象，僅剩喜劇畫面，不一定是問題本身 ; 加上場地、觀眾、展演位址等侷限，未及討論的效果 ; 編劇、導演在劇中，未呈現出自身研究、關注、甚至參與運動的痕跡，更難有提出「觀點」的說服力，遑論到達劇作者的精神——「執行布萊希特的戲，若不批判布萊希特，就是對布萊希特的背叛。」——還有相當遙遠之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