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 : 2010年11月06日（六）19:30
地點 : 南海藝廊
演出 : 第五屆新潮實驗室《台北野人都市》
一場戲中，肢體表演和議題如何達於平衡？倘若你是導演，形式和內涵之間比例是否關係一場演出的品質？這是筆者看完《台北野人都市》（以下簡稱台北版）後的第一個念頭。此念萌芽實有淵源。第一，今年原版演出時的四月，筆者正好在香港，然行程緊迫，沒法列入行動單，但心底始終掛念著它； 九月，攝影師馮建中於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舉辦個展，原本只在看過攝影集的情況下，再次邂逅。
拙文曾評馮建中在台灣個展「樓花幻影」，文中有所期許寫到：
「那末，是否能因此說，馮建中的展覽錯了時機？倘若此時藝文圈將焦點著重於都市更新與『花博爭議』，或許馮建中的作品能在台灣多些討論空間？可惜、遺憾，並不是說馮建中展覽和台北雙年展、論壇雙年展撞期而可惜 ; 亦非為馮建中此時展覽的地點遺憾 ; 而是，對於台灣的藝文評論界並未對此展提出觀察、評議，做出延伸議題討論感到不捨。 今年四月在香港，『撞劇團』湯時康導演的『野人都市』靈感，正來自馮建中的攝影集『樓花』。『他一邊思索，一邊操縱相機快門、柵檔和時間，讓影像沈澱成心中那恆久的疑問 :“人為什麼甘於活在奴役下？”香港人最清楚，我們都活在花俏樓房的奴役下。只有那些不甘如此活著的人尋探得對抗之道，他們在都市縫隙中活得無比魄力的人，他們是都市野人。』 幸好，十一月五日至七日，可在台北『第五屆新潮實驗室』展演台灣版的『台北都市野人』中，再與馮建中及其作品相遇。『野人』，被標幟『失去秩序、不妥協』的形象，在台灣『花博期間』的多音爭議下，或能提供台灣一些『清流』之聲呢。」
香港藝評人梁寶山〔紙皮、工廠與紅白藍─城市景觀的兩極化〕亦談《香港野人都市》，指出該展演中心——「賽馬會石硤尾創意藝術中心」——位居「城市兩極化的臨界點」的西九龍老區，一來與「第一代公共房屋為鄰」，二又因藝發局的城市規劃下，低租予藝術工作者 ;「與此同時，廠廈周遭的草根社區被連根拔起，站在創藝中心遠眺，是一幅文化士紳化的境像…可以預見的是隨着舊區重建，士紳化將由海岸內移，最終與創藝中心連成一線，成為中產家庭的文化俱樂部。」 另外，梁寶山提到，「撞劇團」與本戲的重頭戲乃是於這群「非專業」的演出者： 「剛好在反高鐵運動暫告段落的時侯，不少曾參其中，或投入地旁觀的社運/藝術家，臨陣組成了『撞劇團』，在中心的黑盒劇場上演了一齣名為『都市野人』的多媒體演出。由八十年代已經出道搞happening的馮敏兒、搞攝影的馮建中、民眾劇場第一代的湯時康、朱秀文、新一代的李俊妮；從教育劇場到『講故老』的阮志雄；行為藝術家丸仔和歐陽東；街頭抗爭者兼音樂人黃衍仁；年青裝置藝術家劉學成─從無數的社會運動到多媒體劇場，從四、五十歲到二十出頭，這張跨世代的名單未必會在官方的香港代表隊中看到，卻見證着藝術和社會能量的在地滋長。」
演出前，鄭安齊個展「塵埃碎屑」，探討都市的「造山運動」，關於建屋者與購屋者的貧富差距、城市的構成、城市更新後的商品化與去記憶化，以及展場外由創作者自訂的大型預售屋看板鷹架。「台北版」借用鄭安齊的預售屋鷹架及一包包裝好的粉塵碎瓦，自然營造出十分「台北」的「風景」。台北隨處可見的預售屋、樣板屋、都市更新補助方案，幾名演員站在上頭，齊喊著「綠草如茵，菁英園區，三鐵共構」這些都市裡（新）中產階級的期許 : 綠地、花園、消費、娛樂、教育、運輸等，預售屋背後卻投影著怪手機具的挖掘，一點腐蝕，換一點希望。
可惜的是，唯獨如此以及捷運上的故事，似乎才讓人感到「台北」的印象。當然也可說，全球諸多城市生成與變化的同質性一致，這些區域性的分別究竟是否為重點？某種程度而言仍是有 : 似乎我們能隱約想像到這些香港演員來自不同背景，許多卻經歷同樣的社會運動和體悟，在「非專業」的身體內，反倒更能提出批判的機會、相互合作的共鳴與對香港社會的省思 ; 而論「台北版」，演員背景跨足應用戲劇、社區劇場和劇團，較香港演員來的「專業」，但也相對缺乏「運動味」。由於筆者並未看過香港版演出，在此也不多評述，但要闡明的，對於戲的初衷和批判力道，兩地相比與期待，必定會（要）有所落差。
關於「台北版」，我們無法看見戲裡頭更細膩、更具體的批判，看不到這晚演出後，由都市更新即將牽引的更遷迫害，我們看不到對於十八個月的「假公園」，其命運會是何處何從？也看不到隔一天的「秋鬥大遊行」，由弱勢族群發出的訴求…，當然，我並非指出文本須對現實、現地處境照單全收與否，只是，在浪漫的一人一故事後，我們唯見「現地製作」，卻鮮少對現地的深切研究，或提出更進一步的思考。這些故事的典型化，容易搬到異地、異城重複使用。
詳端節目單 : 「融合『形體即興戲劇/一人一故事劇場/前衛攝影/裝置藝術』的跨界手法，使演員的身體增多了對話的可能性，現場的觀眾更有從黑盒子中解放卻不『脫隊』的自在參與經驗，從而，台前幕後交織出脫胎自現實苦悶、如萬花筒般的劇場世界，共同演繹彼此共同遭受與抵抗的社會問題。」文中言述，讓演員與觀眾的行動自由，然在演後，聽不到任何導演、演員與觀眾的討論聲，反被南海藝廊接下來的文化治理、關於當代藝術的討論會給吸收了。
紙屋因雨淋被移入藝廊屋內，演員收罷。野人在演後，連原以為能有些「清流之聲」宣佈告吹，竟變得無聲無響，這豈不令人更欷歔、更加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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