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川
2010年12月中旬，台北天氣溫潤，任何革命的跡象都已遠去。在國家戲劇院裡，正上演取材自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Junichiro Tanizaki）的文學作品《春琴抄》和《陰翳禮讚》，由英國劇團和日本演員合作演出的《春琴》。這齣戲由於舞台美術場景和演員演技精緻，在台北頗得口碑。但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對這齣戲卻曾這樣評論，說《春琴》的美豔有目共睹，「但這更像是在看一件奇異的東西，像是博物館玻璃櫃子裡美麗而且非常昂貴的陳列品。你心懷敬佩，卻不知它其實能幹啥。」批評者似乎隱約在講，你可以有一百種理由去做好那齣戲，但它與現實人生到底有什麼關聯？
同在那個檔期，從國家戲劇院側面入口的實驗劇場裡，正上演的是台灣小劇場運動前輩、資深文藝反骨王墨林編導的新戲《荒原》。該劇由李天柱和陳文彬主演，陳界仁擔任舞美設計。《荒原》看起來也動用了台灣的一流演員和視覺藝術家，但賞心悅目和取悅觀眾，顯然不在它的基本出發點裡。它的劇場技術和技巧要簡單得多，甚至保留了相當程度的業餘品性。柱子和阿彬是劇中兩個已過中年，各患痼疾，政治和社會理想都挫敗了的男性角色。他們在一間堆滿了舊報紙的地下室裡，對台灣1980年代的激進社會運動，以及夾在其中他們的個人命運，進行執著的爬梳，相互求取溫暖。1980、90年代的社會風雲，在劇中化入他們的生命和情感故事裡。這是一齣王墨林做出來，想要跟觀眾傾訴，誠懇交流意義和價值觀的戲。這種戲劇，將劇場當成議題討論和意義求索的場所。它不是要「再現」或「展示－炫耀」什麼，而是成為直面公眾的行動本身。由此帶動起的那個劇場與社會現場交錯的界面處，那裡可能蘊含的政治性，也隨之躍躍欲試。
對青春／革命的祭悼
視覺藝術家陳界仁設計的劇場裡，鋪天蓋地堆起來的舊報紙，為戲做了很好鋪墊，以致現場有政客自嘲，講你們好狠，我們每天就是想把做的事情登上報紙，成為歷史，在你這戲裡，歷史到頭來卻不過是廢紙一堆。在《荒原》而言，登上報紙的，豈能就算歷史。作為台灣社會中歷程艱辛的左翼參與者，王墨林對於歷史書寫的荒唐感和記憶等的虛無理解，由來已久。眼前政客們所製造的歷史，如廢紙一堆。但人世未滅，劇中柱子每天做著剪報的事，廢紙堆裡，仍然有值得剪取保留的內容。然而，如何裁取？《荒原》就是這樣開場。
「1987年，我們以為一場戰役起碼會改變一點點生命的意義，戒嚴時生命恍若孤魂野鬼、徬徨無主，解嚴後生命像精蟲亂竄，一直想找到一顆卵子附著在上面。但是一場戰役下來，只是幫助了那些政客達到奪權的陽謀。一場革命被埋葬在這片死沉沉的土地，混雜著遺忘的記憶和躁動的慾望。」（《荒原》柱子台詞）。柱子和阿彬都曾在1980年代投身社會運動，但終於為台灣的統獨問題所分裂。他們都曾有過相近的烏托邦理想，世事弄人，他們還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撥開現實政治情景，《荒原》的故事其實充滿古典意味。兩個人算不上一塊硬幣的兩面，但跑丟了一方，另一方的心路歷程講給誰聽才會懂。他們在分道揚鑣多年之後重新聚首，相濡以沫，要解決各自的精神救贖。這種救贖，似乎不得不從他們年輕時的「革命」 講起。
王墨林的《荒原》，試圖讓在個人社會掙扎過程中被消解了的「革命」，重新獲得某種令人敬重的品質，以為對此曾投入青春，後來飽受挫敗的人，贏取自我救贖的能量。然而，中年人對革命的提及，卻總像是在講青春孟浪。與他們相對應的，當那些一臉無辜的年輕人組成的歌隊，在舞台前輕飄地唱起「戒嚴」、「解嚴」和「攝護腺」的時候，導演或許意識到或許沒有，那些年輕人所暗示的長江後浪推前浪，難道不是讓所有的青春，都因為未經世事而看來輕飄？我一直懷疑，《荒原》中的「青春」與「革命」或是個美麗的誤會。甚至《荒原》這個名字，和對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著名詩句「4月是最殘酷的月份……」的引用，那裡面的死亡意象，應對的當然不會是革命失敗的悲情，而是對不復存在的青春時代的亡悼。
中年不同於青春，色彩渾濁，不知何時始，亦不知何時終。一不小心，中年即成了青春的大敵。不僅因為青春要在那裡被終結，更因為中年世故，顛覆了青春的是非情懷。革命能因此與青春一起，被中年的到來而埋葬嗎？更何況，另一個緊扣在戲中的意象是，身體的疾患隨了年齡增長而降臨，雪上加霜。那真正的革命呢？真正的革命或在王墨林對老去的傷感裡，在日益敏感的生死之問間，另有洞悉？
後來，在兩個中年男人詩一樣不及鋪敘的對白裡，1980年代的革命亦或是青春，在社會現實與身體現實的雙重危機下，終於沒能發展出有效的中年能量。社運低潮、六四挫敗、社會主義中國的全面資本化，政治成全了政客們的紛紛上市，這些都接踵而至。將這一切都歸過於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宿命嗎？然而若非如此，革命和青春，一樣要遭遇另一種宿命：必定到來的中年乃至暮年。
後來我去美國加州的聖克魯茲（Santa Cruz），由朋友帶了去叢林裡找綠色無政府主義者的隱密小屋。他們一些人在20歲前後，或連續數年或時斷時續，祕密地住在叢林野外。他們逃避美國社會，到叢林裡體驗孤獨、抵抗主流價值、小規模的共同體和直接在自然中生存等。這樣的生活，或最早的從15、6歲開始，數年後結束。林子裡的烏托邦從1960、70年代開始，已經歷過許多代年輕人。他們的逃離、另類和烏托邦與青春盤纏一起，但終於沒有發展出一種生活方式。和青春混雜了的革命，總讓人惆悵。那天我走出林子，血色黃昏，是殘陽夕照。
導演王墨林於排練場
「王墨林」這個角色
王墨林不僅是這齣戲背後的靈魂，他高調宣稱《荒原》的自傳意味，使「王墨林」還成為一個戲裡戲外，忽隱忽現，但又無法避閃的角色。他成了一名不在戲中，卻在劇場裡，在整齣戲的concept中的重要「角色」。他為劇場中的歷史時空，與劇場外的歷史時空連接，提供了另一種生動的現場關聯，帶出層次微妙的戲劇性。觀者不是滿懷期待地要看「造反有理」的王墨林，怎樣演繹他從歷史消亡的邊緣──他難以落實的政治理想和患絕症的身體，從這些經驗中獲得人世的知識和救贖嗎？「王墨林」這個隱在背後的悲愴角色，更使這戲有某種逼人的真人秀的現實能量。戲劇一方面凝結於舞台之上，另一方面又因為著名的「王墨林」，而溢出舞台範圍。
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先生期待的「間離」效果，在《荒原》中因「王墨林」角色的存在而輕易實現。「王墨林」的現實身分，使觀者能夠出離舞台劇場，做現實與劇場之間的往返，但作為「間離」的目標，布萊希特希望揭示的歷史規律呢？這時卻是含糊不清。因為柱子和阿彬在時間流逝、身體漸趨衰敗的現實面前，充滿困擾……經歷劇場中的一個多小時，「王墨林」和舞台上的柱子和阿彬，並沒有給我們所謂「規律」這種東西。儘管柱子和阿斌都信誓旦旦，堅信「社會主義」。但如何堅信？在舞台上的上下文中，正如他們革命的虛妄，那句堅信可以空谷回音，但卻早就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了。
那「王墨林」們給我們提示了什麼？首先，在這樣一齣關於政治理想、挫折、消沉和尋找個人出路的戲裡，有一點十分重要，戲中執著於街頭運動，還是加入參政黨團，政治的決擇在他們的個人命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大量關涉台灣左翼社會運動和政治變化的內容，突顯出意識形態在社會進程中的巨大力量。戲中關於個人政治決擇的條件和背後理念，仍是在詩化的對白中匆匆帶過，並沒有足夠鋪展。但如此「政治化」地去對待和鋪陳命運，已在這個去政治化的時代中，有了一份久違了的熱忱和能量。這齣戲有一個「致台灣八零」的副題，事關台灣社運往事。但在我來看，戲中蘊含的政治性，不是對政治的清理，或對當年意識形態或社會力量消漲的辨析，而是在當下難以言說政治的時代裡，硬來關聯政治的個人政治舉措。
然後，在這齣戲裡，什麼才能使柱子和阿彬真正超越挫敗，重新上路，或曰得到救贖？「王墨林」在將自己分身為二的戲劇遊戲中，仍不能翻轉命運。阿彬沒有頭緒，要回老家去安靜地想一想，柱子則結果了自己的性命……「那個年代的記憶，每一段都變成了流離失所的幽靈，墜落在黑暗的深淵裡，遺忘好像是必然的命運……」（《荒原》柱子的台詞）。王墨林的戲劇中，總會重複這類暗淡傷感的囈語。然而，我以為《荒原》的意義在於，「王墨林」這個角色提供的強大隱喻──其實劇場可以是一場抵抗虛無的行動。柱子和阿彬被編導王墨林的人生領悟框死，似乎抵抗乏力，救贖困難。但角色「王墨林」卻眼看著能拉開了架式，身體力行地做出一齣戲來，在冠以國家名頭的劇場裡，將那些失敗了的對抗公然放大，形成他的政治劇場。
「我可有勇氣？我可有勇氣？總還有時間來把身上一塊傷痕撩給人看，告訴他們說：這是我做為人生失敗者的烙印，是的，我可有勇氣來攪亂這個世界？」（《荒原》柱子的台詞）。這裡或許沒有了布萊希特對規律的揭示，但間離令得「王墨林」這個人，能因為劇場，而跨越命運，再做一擊。在這齣戲中不斷被提及的挫敗感，不是出走向滅亡的消極意味，相反地它展示了另一種政治力量：對抗在社會中的被淹沒──以劇場展開個人對不願隨波逐流的權力要求。
劇場作為政治戰場
劇場中的政治，不等同於現實政治的延續，進而想像，這種劇場中的工作或已化身為政治本身。這是戲後散見一些對《荒原》的「政治化」的觀後評論中，所沒有看到的，他們只以為這戲劇可以用來抒發點政治觀點或情懷。
政治劇場是要將政治擺在一個顯著位置，更重要是的，它一定要能夠衝破當前的虛假平滑，將已同質化了的社會平面下的尖礪和不和諧，誠懇地擲於舞台之上；讓自己在時代裡被壓抑的話語，與那個時代裡的暴力方式一起，暴露出來。它必定是在現有的政治境遇裡，奮力向別處凝望和伸展。這種劇場，因此成為人們可以改造政治現實的新參照。並且，我以為，它必定會保有業餘品性，因為這讓它的思考可以不畏首畏尾；讓它表達的誠懇度，可以超越當下文藝生產重策略和包裝的消費品特性。在這個廣泛去政治化的時代，政治劇場或會以更多元的樣貌輾轉求存。王墨林新作《荒原》，及以往的戲劇創作如《軍史館殺人事件》等，正是在這樣一種戲劇的道路上。
將劇場當作政治的戰場。21世紀已走完第一個十年，歷史的機緣和個人的境遇，對王墨林來講，已早不同於上世紀做《驅除蘭嶼的惡靈》的那種時代。青春和革命既已遠去，不堪振臂高呼或嘯聚於市。如果我們將戲中兩個人物加上「王墨林」，三位一體，捆成的是一個硬漢似的角色。現在他壓低斗笠，半遮顏面，一個人帶了癌疾起身獨行。他重涉被淹沒的歷程，要重整自己的山河。那仍是關於一個人在青春和理想煙滅，時不與我時，怎樣繼續活著。
作者簡介
趙川
作家及戲劇工作者，並為海內外媒體撰寫藝術評論等。2005年與同好於上海創立主持戲劇團體「草台班」，致力推動新的社會劇場運動，建設非營利的公共空間和劇場美學。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參與編導的戲劇作品包括《狂人故事》系列、《38線遊戲》系列等，作品在中國各地、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等處公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