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小水滴遇見大洪水——我看澳門足跡劇團親子偶劇«小盒子大祕密»



當小水滴遇見大洪水——我看澳門足跡劇團親子偶劇«小盒子大祕密»
文/林正尉(台灣)

時間 : 2011年五月十九日19:30、五月二十五日19:00
地點 : 台灣高雄「小房子」、台灣花蓮「凱風卡瑪兒童書店」
演出 : 澳門足跡劇團親子偶劇 «小盒子大祕密»


認識「透視法」的人會對這詞如何想像?

通常有種說法是這樣的 : 當一個人離得越遠,身軀看起來越小 ; 縱使鐵軌或街樹相互距離從頭到尾寬幅相當,越往遠方看起來越窄,最後收在「一點」「消失」而看不到。然而,這「一點」的決定仰賴觀者眼睛的高度,卻(刻意)略過一項非常重要的基本元素——實際上,人是處於「活動」的狀態 : 人是一邊移動、觀看進而認知周遭其所面對的事物。

日本繪本畫家安野光雅歸納經驗提出質疑 : 「成人看到兒童的畫,雖然覺得有趣,仍經常有人說『沒有照透視法畫』。例如『遠方的人怎麼比前面的人還大』、『遠方的房子應該比較小,前面的房子應該比較大,這個人根本進不去』等等,從中找出各種透視法上的矛盾,好像很厲害地指出錯誤,覺得自己給孩子上了一課…」

我並非意圖否認「透視法」。相反地,在兒童與成人之間、在澳門「足跡劇團」2011年來台製作的親子偶劇«小盒子大祕密»上、澳門城潛藏的生命力,或者兒童劇作為實踐社會運動的可能性,如果試著去鬆動定點「透視法」的規法,我們便能期待它形成某種辯證過程的論述。



兒童與成人關係間的倒置和並行



在討論「透視法」第一種方式之前,先引述編導莫兆忠 «小盒子大祕密»的幾句話 : 

「 對不起,這也許不是一個大家想像中的『兒童劇』。無數社會學家早就指出社會的『發展』不必然會導致『更好』。那麼在城市、社區、家園的急速變遷下,小朋友要面對的是什麼?

也許有人覺得將『社會發展』這類題材,編成兒童劇不太合適。成年人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快快樂樂』、『簡簡單單』地生活 ; 可是,我們成年人一邊想在劇場編織夢幻世界,另一邊卻直接或間接地現實中製造一個發展失衡的社會。這種矛盾就像我們小時候從學校裡學到的誠實、道德、公義、愛,竟然在現實生活中都派不上用場一樣,這不是在製造更多的失落感嗎?

問題是,我們在『兒童劇』中反映現實的同時,該如何為小朋友多留一些希望?這是我們最想做到,也是最難達到的一個目標。…」

如此希望「兒童劇」的「簡簡單單、快快樂樂」,是成人設定「透視法」眼高的話,我們須特別留意一點 : 孩童並不會設定什麼(應)是「兒童劇」。「他們打開電視什麼都會看,甚至你不想他們看的,他們卻看得津津有味。」(莫兆忠 語)

演出時,「足跡劇團」不僅希望父母不要干預孩子發言和聲音,更希望在場的孩子反拋問題「回饋」父母,問問看 :「 為何樹木因都市更新而消逝了?」對「足跡」的創作初衷而言,創作親子偶劇是為了讓孩子能同時進行對議題的想像,畢竟都市變遷絕不僅是成人之間的事。

「透視法」是動態的、並行的。不僅僅成人,孩子的小腦袋瓜們也時常在思考。於是,成人應如何去尊重、聽取孩子們的意見,不以「禮儀、規範」制止孩子們的發言權?對我而言,«小盒子大祕密»與其說做給孩子看,倒不如是教育成人的課題。

也許你/妳們會慢慢開始好奇起來了 : 到底它是什麼樣的故事?



小盒子究竟藏了什麼大祕密?



澳門「足跡劇團」已有幾年來台演出的經驗。對團員而言,來到花蓮旅行是要沉澱、休息,暫時擺脫澳門城市和生活的桎梏。而澳門的書店、出版、引譯非常有限,團員也會趁此機緣蒐集台灣引進的兒童繪本,作為創作的素材。

«小盒子大祕密»的創作靈感,來自去年(2010)甫逝的日本繪本畫家佐野洋子的 «大樹,你給我記住!»。故事中,一位大伯不滿家前大樹的落葉、早晨被鳥吵醒等瑣事大怒,便持斧頭將它砍了。事後漸漸意識到大樹的貢獻及陪伴才開始後悔,大哭後,發現了樹幹上新枝枒的萌生。

原故事相當簡單,也鼓勵人們珍惜現在所有。

在「足跡」劇本改編之下,採集體創作方式,添加了小牛(布偶)一家與「媽媽老家的回憶」片段,將憤怒的大伯重疊成「媽媽的爸爸」 : 故事中,小牛在都市生活頻頻苦於鼻子過敏,全家決定遷到鄉下,從一層公寓變成「三層透天厝」。告別處處有著便利商店的生活,小牛在房間邂逅了一只長滿鬍鬚的「老盒」,盒子口中銜著木棉樹的果實。

「老盒」帶著小牛穿越三十年前時空,來到母親的老家,歷經祖父與大樹間的衝突和照顧。最終老盒告訴他,祖厝消失了,時逢都市變遷,政府興蓋了一幢又一幢的高樓大廈。當然,大樹也跟著消失了,從記憶裡。憶中,祖父給媽媽一枚僅存的果實,小牛最終決定在果園草地上將它種下。

縱使身軀和心靈無法回到童時,看戲時就讓自己輕鬆保持任何一種可能回歸幻想的狀態。誠如看(成人)戲時,台上透過換景、台詞、燈光切換、演員移動空間切換,我們得以被暗示/意識到「某種事情或情境」變了。但兒童的世界不這麼想,他們是直接以最簡易的感官方式來想像、連結。

當代中國詩人馬永波註解一段成人與幼童的差異時,以言語區別嚴厲批判著兩種境界 : 「…坐在詞語的堡壘後彷彿就能躲過大自然的風景和閃電的打擊。人類(成人)在日常的沈淪狀態中已接觸不到現實,…語言規範並限制了人們對真實的感受。」孩子之間不必存有暗示,小牛抓著老盒的一陣輕滑,孩子們便逕自想像、大呼,而我們需要繞一大圈思索「何謂假定性」命題,並寫在研究所的入學考卷上。

言語意謂真實?孩子們如何看待世界,就因他們不必經由言語,孰非真實?不同「真實」的「透視法」是否該有所修正?在此安野光雅和馬永波皆點醒了我。現在,我也發現了這般矛盾的窠臼 : 正使用文字書寫的我,面對著殊異的真實,究竟應如何繼續談這部戲?當想像和孩子的驚嘆遠超越言語時,再談戲的內容似乎浸沾了「無效」的灰燼,並且容易走在「兒童劇評論?」的悖論崖邊,意識到這種荒謬頻繁顯現時,處處驚險,總得及時勒馬。正因評論者是在孩童的情緒和肢體上,他們大笑或開始做其他事時勝於紙張上的千言萬語。於是,我必須重省方向,試著提出不同的觀察。



蓮莖島的樹根計畫



節目單劃分一半A4的空格,寫著「你出生前,爸爸媽媽住過什麼樣的房子?畫畫看」言似簡易,畢竟我們以台灣的角度來看待 ; 倘若它是張地圖,有一半的空間可以想像家人的過去,豈不更為幸福?

對從澳門角度而言,就不能這樣想了 : 夾在葡萄牙筆下的殖民史、中華史觀筆下的門戶史,澳門是否存在著自己的歷史?另一方面,文化接觸的跳板、傳教士漸入東亞的跳板、革命思想的跳板…,對蓮莖而言,今與昔的陣陣漣漪已太多,還有否有著拭淨湖面的人?

有。澳門有個陳煒恆,以及逝後承襲他精神的人,其中一位是莫兆忠,也有一群關心起澳門本土歷史的青年學生群正茁壯了。幾年來,陳煒恆生平的著作叢稿一本本付梓,置於獨立書店內,供人任拿。這過程必須簽名,與其說像「畫押」,倒不如說是連署以見證某個重要時刻在醞釀、誕生了。我並非澳門人,不敢說這樣的舉止給澳門多少衝擊,或是否是種運動的開端?但他確實造成了一部份的影響,有些人轉而投入研究澳門歷史,從強權史觀的夾隙爬出,長生新枒。

然而,澳門青洲拆得太急,以後還有多少人記得那是利馬竇中西交流的起始? 澳門填海速度過快,未來還有多少人識別蓮莖的圖像?如果我們謹細省思節目單上的這句話:「你出生前,爸爸媽媽住過什麼樣的房子?」也許澳門真只留下影像和幻想,因為現實中,上一代住過的木屋幾近消失了,未來誰還多少憶記猶存?

照博依姆所說,懷舊既是一種毒藥也是配方 : 「想像中家園的夢想都不能夠也不應該得到實現。作為理想,這些夢幻能夠發揮重要影響,改善現在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而不是作為童話故事得以實現。」

世人對於澳門現今的「透視法」普遍建構於世遺和賭場是成立的 : 一座大橋分隔兩種世界,對於澳門孩子們的地理觀,是否就掉入了對「南方」新島的想像?關匣通往一個「北方大國」的世界,往南的大橋打向燦爛的未來,中途行經的步道和亙古意味著某種程度的禁錮,因為它的生機不像賭場如此速捷。最「南邊」的海灣是漂浮外來觀光客對蛋韃的垂涎,襯著海風的古寺靜港。

縱使「我們搬入的是新的舊屋,還是舊的新屋?」出自劇團成員的即興,但回應在澳門土地上卻格外玩味。小牛一轉,遂被「老盒」引入三十年前的過去 ; 若是現在的澳門孩子是否還能擁有這樣的權益?

可以吧? 至今想來有一幕讓我印象深刻 : 當演出者小寧(盧頌寧)問著花蓮的孩童們要不要種樹時,出現「不要」的齊聲。我們不會訝異,因為花蓮就在山與海之間,樹是生命的伴侶。然而澳門的孩童們不太有機會提出「質樸否定」的可能,因為生活就處在街道和汽、機車夾走夾停的氛圍內。 儘管莫兆忠說:「澳門的孩子什麼都有,但什麼都沒有。」但他們不顯得悲觀,反而化作積極的力量走入校園。畢竟他們充分認識到:像是「植樹」行為,是要種在他們還存有大量美妙幻想的心靈裡,還保有純淨希望的時候。

澳門需要孩童的想像。哪天上一代的孩子們會不會開始主動問起 : 為何總得依循大人們的城市規劃?為何有些官員不讓父母說以前的故事?為何現在兒童劇和繪本有限,圖書量又這麼少?…我想,此時或許是歷來引不起巨大波動的澳門城市上最匱乏、也最渴求的心靈革命的時刻了。



小水滴,大洪水



澳門是需要孩童的。

由一名外地人角度來看,澳門的問題不再僅是輕軌是否架在舊城區的可行性,抑或這一代人如何與決策者斡旋,辯論、爭取新城區應該增建何等文化機構,而是要留什麼給下一代?孩童們一旦長大,將比青、壯輩更直接面對更多賭場、新舊城填海增建的處境。對於下一代而言,正符合了一個說法 : 或許真喪失了童年,因為他們被迫步入缺乏選擇性的無路可行。以張愛玲的寫法來說 : 「我們再也回不去了」,是否對於澳門下一代而言,連個「過去」都是虛幻的空集合?

澳門更需要孩童的視界。為了讓孩子更能培養信心以及自主思考的能力,「足跡」的行蹤,彷若小城裡「最少量」的流浪故事者,這樣的「稀少性」,倒也能說「最需要」,因為某種程度實踐了義大利兒童思想家羅達立(Gianni Rodari)的「教育」精神 : 一個孩子若要在學習過程中成為一名自主思考者,他們便需要獲得有趣的遊戲方法和技巧,使他們在行動與語言皆能從各自所處的文化內學取形式,自由表達思想。孩子受教養的同時,同時也在進行創造,於是鼓勵孩子要發問,要挑戰,勿受父母和師長(對羅達立來說,教師應該是「激發者」,將創造性的遊戲活絡並遍佈於不同的課程中)的「介入」所影響,要有勇氣破壞、揀選、做概括,創造自己的語言和意義,而這些都可以在故事 ; 羅達立主張孩子對語言的掌握遠遠先於父母或教師「有意」的指導。換言之,想像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師,且住在故事裡頭。跟孩子一起生活、一起學習,最重要的是要發展協同合作與相互尊重的原則。(Herbert Kohl ; 楊茂秀,2008)

除此之外,創作兒童劇的「足跡」,更透過劇場和表演,積極為這片「待開發」的澳門歷史紮根。透過藝術,讓有些人走進/近一些他們平時不曾走過、或注意到的、擁擠至僅能穿走一人半的小巷和古剎,表演者重新解說這些老空間的記憶 ; 也有人因而開始認識澳門的古地名,以及歷史故事,儘管他們已在這城市住上十幾、二十年…。因此,除了平時到學校演出、教學,為孩童說著新故事之外,對「足跡」而言,更重要的使命便為「澳門人」創作出立體的歷史可能性。 

觀覽世界各民族的史詩、神話,泰半與「災難」有關 : 憤怒者撞倒天柱於是使「世界」斜圮,又如大洪水衝垮原有規範下的寧靜秩序。某些製作「世界」的既有法則遭受挑戰,而一波波的歷險、神話、流浪者、詩人、想像繼而破土而出。「大洪水」的象徵不言而喻。當今,藝術工作者也有相當性質的召喚力,自命為這方向努力,也因如此,成了政府最為頭痛的一群。

在澳門被侷定的天際線上,當大多數人的「透視法」鎖在征服海灣和望高的大樓上,尚有一群人選以創造更多故事等方式,走進老城沒人觀顧的巷廟、走入孩子所學習的教室。

有人說,澳門太處於「比較」的視野了 : 「世遺」比較、中葡比較到中澳比較,甚至從歷史的中西比較。但這樣的波瀾也沒多大壞處,平凡中反倒造就了寧靜、祥和的不平凡性格的城市,即是澳門小城的特色。

但這樣的想法依舊是線性的,歷史和哲學也像活於線性的觀照,而「足跡」傾向的「流浪狀態下的故事創造」,在蓮城中顯得彌足珍貴。觀光地圖上的點與點關係,塑造了外地旅者們的匆忙心境,所有的古城小巷僅是雲煙,成了趕往另座大型古蹟的踏墊。對許多觀光客而言,澳門的三維向度等同二維的觀光地圖,以大三巴牌坊為中心,沿途擴散,通往關匣與黑沙。

幸好東方的水墨傳統,留給世上的貢獻是別於西方繪畫傳統的「散點透視」: 一張畫面有著多種視點,彷如一邊走、一邊看,每個旅程可以有不一樣的焦點。「足跡」的創作給了我更深體悟,因為他們為澳門開創出更深邃的閱讀方式,並且是由庶民的草根生活出發。這點,紮根於孩童心中是重要的。根的存在,造就認同。

陳煒恆引起的漣漪有目共賭,最重要的,是他打開了「澳門人」自身的「關匣」。這關匣,開啟了深藏澳門人血液中平和中的「不平和」——前者來自日常,而「不平和」之處在於人人都有冒險、或者去溯尋「我是誰」的心。「足跡」,正創造了更多的重構平台 : 從街上、大屋到孩子們心中的世界。有些人正堅持將一滴滴的水量匯集起來,為未來的種子持續播種與發酵,使我更益堅信,「大洪水」來到蓮城的那一天,更加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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