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屆華文戲劇節(澳門‧2011)北藝大戲劇系參訪團紀行

文字: 于善祿
網站: LULUSHARP

龍應台2007年在《亞洲週刊》二十週年的慶祝晚宴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的演講,她指出華文世界非常廣大,佔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也曾與歷史的變革緊密互動,但它卻也四分五裂,隔著巨大的牆。這點對我在觀察與體驗當代華文劇場界之間的互動與交流,也深有同感。例如,臺灣和香港的距離如此之近,但我們對香港劇場的接觸與理解卻總是隔層紗,在資料的蒐集方面,相較於越來越多的大陸簡體字書店,從中蒐購大陸戲劇研究的相關書籍與影像資料,香港劇場的相關資料在臺灣卻是極不暢通的,更遑論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美國等地的華文劇場資料。

一開始,我對當代華文劇場的印象多半是透過閱讀,而且是一種偶一為之、片斷、碎裂、不成體系的閱讀,縱有機會與相關的人士接觸,大半也都是在學術研討的場合裡,社交禮儀的成分居多,喜歡在場邊觀察的我,對臺灣甚至是臺北以外的當代華文劇場發展現況,一方面總是無法深入其境,尤其是各地華人城市劇場的創作展演與生態;另方面卻也激發我更大的研究興趣,對我來說,這是需要像人類學家蹲點做田野工作般地付出時間、心神、精力,才能獲致一些初步成績的。

「華文戲劇」做為一個概念,到目前為止,尚無嚴謹周延的定義與範疇,大致指的是以華文寫作、華語演出的現代戲劇,主要是從戲劇學界的交流活動開始使用的。回到歷史,第一次以華文戲劇為名所進行的學術交流活動,是1993年12月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當代華文戲劇創作國際研討會」;三年之後,1996年8月於北京舉辦了「96中國戲劇交流暨學術研討會」,除了研討會之外,尚有演出十三台戲,香港三台,臺灣一台,大陸九台,所有參與研討會的戲劇學者和演出的演職人員總計六百多人,無疑是一次大型活動,當然也將「華文戲劇」從概念往交流活動的方向推到一個高潮,並達成每隔兩年、四地輪辦(大陸→香港→臺北→澳門)的共識,隨後更追認此為「第一屆華文戲劇節(北京‧1996)」,到目前為止,已經成功地在北京(1996)、香港(1998、2007)、臺北(2000、2009)、澳門(2002、2011)、雲南(昆明‧大理‧香格里拉,2004)、舉辦過了八屆華文戲劇節。

看得出來,「華文戲劇」這個概念的整個建構過程,在語用學上,具有戲劇學術界推往劇場實務界的傾向,意思是說,它是透過研究、論文書寫、研討會、出版、教學、評論等構成的學術機制運作,逐漸形成的一個概念術語,然後回過頭又去描述華文戲劇發展及交流的概況,而隨著傳媒的報導與華文戲劇交流的日趨熱絡且更具規模,劇場界也漸漸有人使用這個詞語,但也產生一些認知上的歧義。

「華」這個概念內涵既多且雜,所包含的地理範圍不應單單只是輪辦華文戲劇節的所謂「兩岸四地」(這個詞語顯然仍是一種「中國性」的霸權話語,雖然表面上偽裝成「中華民族,血濃於水」),離散世界各地華人社群裡頭所發生的華文戲劇活動,也應都在考量與研究之列;「華」不再是一種統攝內蘊的民族主義情感,而是一個外向多元的超國籍跨文化格局,尤其在歐美或東南亞,華文戲劇是處在非主流甚至是受雙重或多重壓迫的文化地位,可能被當地的強勢戲劇文化漸漸收編、同化、淹沒,甚至是消亡,當地的華文戲劇工作者既要面對他們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政治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還要不斷地對自我的文化身分認同進行思索或質疑,多重的外在與內在壓迫,無根的飄零與失落感。

離散的華文戲劇有其自我邊緣化與被邊緣化的危機,「兩岸四地」圈內的「華文」戲劇也不見得輕鬆自在,大陸基本上是漢語(普通話)獨尊,臺灣主要也有「國語」與「台語」,港澳通用兩文三語(中文、英文、普通話、廣東話、英語),一直是處於華文戲劇節「觀察者」角色的新加坡則更是有三族四語(華族/語、印度人/淡米爾語、馬來族/語、英語),我們尚未將各地區少數民族的方言計入,這些種族、語言、文字所構成的複雜度與多樣性,再加上各地的地理、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不盡相同,導致在華文戲劇的研究上,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各自修行、各唱各調的現象。

最初,華文戲劇主要指的是華語文話劇,不包括戲曲;這種界定與排除,立即產生問題。「話劇」基本上已經屬於歷史名詞,「戲劇」一般是被理解為以對話為主、以文字劇本為中心的演出,「戲曲」以演員的表演文本為核心,更貼近劇場藝術的本質,但卻被排除,這些在在都顯現了「華文戲劇」做為一個概念詞語的問題重重,林奕華提出「華文劇場」以代之(於1998年第二屆華文戲劇節上的發言),馬森提出「華文現代戲劇」以代之(於2002年第一屆「新世紀文學文化研究的新動向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臺灣與新加坡華文現代戲劇的發展與對照);後來到了第五屆華文戲劇節,雖然有「即是以中華民族之象形會意的方塊字作為主要的語言符號和交流工具的戲劇」這麼冗長的「顧名思義」,但和原初的概念指涉並無大異;顯然,這個延用了十多年的概念詞語,在連連地被質疑與敲打中,還是一路地往前邁進。

田本相在第二屆的華文戲劇節(香港,1998)上,曾經發表一篇〈華文戲劇交流的近況與展望〉,文中提出四點對於華文戲劇交流不成熟的展望看法:【1】多樣性與共性並存的格局、【2】平等而謙虛的態度、【3】寬容而理解的心態、【4】世界的整體的視野;看起來有儒家傳統的謙冲與仁恕,也有新世紀的務實與超越,他還說:「差異,既提供了相互借鑒學習的可能和必要,也可能帶來戲劇見解的分歧,而分歧不能成為學術的偏見,而應成為得以相互探討和啟迪的機遇。」在華文戲劇節學術運作機制上居要位的他,也相當熟悉各地對於華文戲劇的認同差異,他提出這個「取長補短,求同存異」的指導方針,但是對應於實際情況,恐怕之間的落差仍大。

「華文戲劇」這個鬆散的概念,再現到現實裡頭,也還是千差萬別。從1988年臺灣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直到1996年李登輝訪美導致兩岸關係低潮,甚至引發臺海飛彈危機,其間的八年(1988-1996)兩岸三地民間與半官方的交流氣氛熱絡(辜汪會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等),「華文戲劇」的學術交流與概念成形,會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逐步成形,既是偶然,也是應然。故在所謂中華民族的文化召喚之下,兩岸四地成為運作輪辦的核心儼然成了定論,在第三屆至第四屆華文戲劇節期間,組成了「華文戲劇節聯絡委員會」,後來改組正式成立「華文戲劇節委員會」,並定有〈華文戲劇節委員會章程〉。

新加坡曾積極爭取第五屆的舉辦權未果,畢竟若有一國打破兩岸四地輪辦的規範模式,可能會落入1999年李登輝所提「兩國論」的頓時落實,臺灣的主辦者身份位階立即會提昇為「準國家」,對北京政府而言,是絕不容許有「國際」的可能性出現的;因此,幾次華文戲劇節的主題都極力地去政治化,如第二屆的「新世紀的華文戲劇」、第三屆的「華文戲劇的根、枝、花、果」、第四屆的「近二十年華文戲劇的回顧與展望」、第五屆的「兩岸盛典,四地弦歌」、第六屆的「華文戲劇百周年」,不是強調時間(新世紀、近二十年、百周年)與空間(兩岸、四地),就是強調累積與前瞻(根枝花果、回顧展望、盛典弦歌)。

相對於「核心」的兩岸四地,歐美與東南亞華文戲劇成了「邊緣」,在研討會的議程與身分的編配上,通常被定為「外地」、「海外」、「華僑」,而他們在當地多半自我定位為「華語劇場」,這和華文戲劇的概念亦有差別;到目前為止,只有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愛爾蘭、日本、德國的華文戲劇/華語劇場研究者或工作者在「華文戲劇節」這個「核心殿堂」發過言或提有論文,其他地區或國家的華文戲劇/華語劇場研究者或工作者尚屬沉默;有趣的是,來自歐美、日韓的外國戲劇學者,參與論述的熱情卻久高不下,這和世界學術界的「漢學」研究倒是若合符節。

「華文戲劇」終究還是一個有問題的概念,它不斷地自我建構,也不斷地自我解構,從這個詞語被創用的第一天開始,就一直有擁護愛用者,也一直有補充修訂者、建議改名者、理性批判者、大肆躂伐者、置身事外者、不予理會者、嗤之以鼻者……等;在後殖民的語境中,它永遠不可能有單一權威的完備定義與界定清楚的一天,我們所能夠做的,恐怕還是只有不斷地敲打它、質疑它、重寫它與解構它了。

我從2000年參與兩年一屆的華文戲劇節,那年是第三屆,由臺北的中華戲劇學會和中正文化中心等單位聯合主辦,當年我只是一名出版社的企劃主任,參與此項戲劇節,純粹出於對戲劇無偏食的熱愛。十一年後,我竟然帶著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另外兩位同事[1]和十位學生[2],到澳門參訪第八屆華文戲劇節,倘若再加上論文發表人林乃文(北藝大戲劇學系博士班一年級)和2012年9月即將入學的北藝大戲劇學系碩士生林正尉(於2011年11月碩士班推甄考試通過),這次北藝大戲劇學系赴澳門團隊人數高達十五位,在過去歷屆的華文戲劇節不曾出現過如此陣仗,這是破紀錄的,同時也象徵北藝大戲劇學系由本屆開始,即將對於華文戲劇節甚至是當代華文戲劇予以高度緊密的聯繫及參與;我從跑單幫到帶領學術參訪團,這中間的變化與發展,不可謂不大。

這次的參訪活動在戲劇學系2010年底初擬下一個年度的教學卓越計畫時已被列入,當時我所能提供的訊息只有2010年7月底赴澳門出席「第八屆華文戲劇節籌備委員會」的幾項會議決議,包括戲劇節的舉辦日期、大會主題、徵文啟事、論文篇數、徵選代表劇目、劇目台數、各地代表報告、招待條件等,幾次在系務會議及學策會做口頭報告,但似乎也沒引起什麼熱烈的討論。

我大致可以理解系上老師的冷回應,華文戲劇節舉辦至今,還是以促進兩岸四地及其它國家與地區華文戲劇學者交流為主,系上比較關注華文戲劇的老師,大致也只將視野放在大陸(幾乎只有北京、上海)而已,對我而言,這無非只是落入「中國大陸中心主義」的狹隘邏輯,單是當代華文戲劇的主要熱區,至少就有臺灣、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絕不是「中國大陸中心主義」或「京─滬連線」就可以涵蓋,而且究其實,港、澳、新、馬甚至是東南亞華語戲劇所呈現的風貌,以其面對的後殖民戲劇文化景觀,要比中國大陸的當代戲劇要來得豐富且複雜許多,但這些卻絕少得到相關老師和戲劇學者的青睞。華文戲劇的研究無法像華語電影或世界華文文學研究那樣順當通暢,主要還在於戲劇的研究得兼顧文本及演出兩者,尤其是演出現場性的不可或缺(但這點已某程度地被錄像光碟所取代),這是造成華文戲劇研究難度更大的原因之一。因此,我早已習慣跑單幫式地和這些來自各地的華文戲劇學者在華文戲劇節或其它延伸相關的場合與機會時相交往。

很慶幸的是,陸主任非常看重這項計畫,她認為系上每位老師都可以做為北藝大戲劇系和世界劇場不同面向的連結點,有人是日本,有人是英美,有人是歐洲,而我則是當代華文戲劇的「接線生」(operator),尤其倘若要將北藝大戲劇系的學生往外推展交流,以華文戲劇為範疇對象,應該是最適合的,因為語言和文化的門檻最低,不像音樂系、舞蹈系、美術系那樣,可以用口頭語言以外的藝術媒介與異文化溝通交流,學校的上層主管如果無法意識到這塊的話,只是去看姐妹校的距離遠近與數量多寡,來評定不同學院的國際化與否的話,只能說是既無聊又無知。

隨著12月中旬(12/14-20)的華文戲劇節正式舉辦日期慢慢逼近,參訪計畫的許多工作細節也漸次展開,編列詳細預算、徵選參訪團學生、替學生訂酒店、訂機票、訂戲票、分組分工等,整體過程基本上還算順利,所有人也都快樂出門、平安回家,而且收獲豐富。

參訪團內有許多人都是初次造訪澳門,過去對於澳門的印象就只有賭場(這大概也是許多人共同的印象),這真是天大的誤解,可能是因為我從2002年初次造訪澳門以來(那次是因為參加第四屆華文戲劇節),至今六次到澳門,都是和戲劇有關的事務或會議,所以我認識澳門,是戲劇先於賭場,至今不但沒在賭場賭過一分錢,反倒是對澳門四、五百年來,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匯集地,這整個歷史、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的變革與樣貌,有整體且莫大的興趣及關注。

這次的華文戲劇節仍依歷屆活動的兩大主軸規劃議程,即研討會及觀劇(附帶每一齣戲的觀劇座談),會期整整持續了一整個禮拜,會期的前一天(12/13)正好是重要話劇作家曹禺逝世十五週年,而會期的最後一天(12/20)則正好碰上澳門回歸中國十二週年,不知是澳門主辦單位有意安排,或者是我聯想太多?但至少這個時節來到澳門,除了賭場鬧區的燈火依舊金碧輝煌之外,還多了幾分耶誕節慶的氣氛,這個小城幾百年來,一直都是以鮮活的生命力,面對世人。

研討會總共發表了四十餘篇論文,學者來自臺灣、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日本、德國、美國等多地,會議主題鎖定「探討過去十年來華文戲劇之種種面貌、創作特色、最新走向,以及對未來華文戲劇節作出前瞻」,連參展的劇目也要是近十年內的。這其實是去年我去參加籌備會時,在會中所提出的建議,我希望能夠代表年輕學者的聲音,能夠替已經輪辦兩輪的華文戲劇節注入新的活水動能,原本鎖定的主題只有兩個:辛亥革命、曹禺,但我一直認為臺灣其實並沒有「曹禺文化DNA」,再加上我過去所參與過的華文戲劇節,很多大陸學者總是喜歡泛論,或者是談舊時代的舊問題,總是看不到也聽不到新時代的新問題,所以才會在籌備會上,大聲疾呼:二十一世紀都已經過了十年,可否回頭看看這新世紀以來當代華文戲劇發展的現象、經驗與問題,幸好很快就獲得幾位與會大老的附議。

從論文題目來看,所觀照的面向還真是五花八門,琳瑯滿目,除了還是迴避不掉的曹禺之外,研討的戲劇藝術家還包括張庚、吳念真、田啟元、莊梅岩、過士行、楊利民,較新的論題則包括了「新環境戲劇」、懷舊文化研究、製作人體制、認同政治、跨文化改編、家國敘事、敘事空間、情感結構、接受美學、後殖民論述、翻譯政治等,只不過有些題目立得很吸引人,但文章內容寫得並不怎麼樣,外強中乾,虛張聲勢。在這幾天的研討議程所擦撞出來的議題火花,比較集中在:商業化、明星化、消費化、減壓戲劇,這變成了一個討論的亮點,而且對應到各地戲劇的發展,似乎都有類似的情況正在發生,關於這點,我在議程第一天(12/14)下午的「四地代表報告」裡,也提到了,我將發言稿附錄於後,此處不贅。

這次的展演劇目一共有九齣,分別為台南人劇團《K24》、曉角話劇研進社《七十三家半房客之澳門奇談》、石頭公社《在雨和霧之間》、零距離合作社《十年》、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卡夫卡的七個箱子》、瀋陽師範大學戲劇藝術學院及該校延松劇場藝術研究所《彌留之際》、澳門青年劇團《天琴傳說》、天邊外(澳門)劇場《青春禁忌遊戲》、天津人民藝術劇院《原野》,共計臺灣一齣,香港一齣,大陸兩齣,澳門五齣。演出場地除了主要在文化中心的綜合劇院和小劇院之外,還在曉角實驗室、戲劇農莊黑盒劇場、何黎婉華庇道演藝劇院、崗頂劇院演出。這裡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崗頂劇院,這是1860年由澳門當地的土生葡人為紀念葡萄牙國王伯多祿五世(Pedro V)而集資興建,是中國首座西方式劇場建築,也是中國首處放映電影以及普契尼歌劇《蝴蝶夫人》亞洲首演之地,在中國近代劇場發展史上,意義非凡;該劇院由於屋齡已久,曾經因為白蟻蛀蝕等問題多次封館維修,我幾次到訪澳門,均無緣入內參觀,僅得瞻仰館外建築風姿,這次的華文戲劇節,終於有機會可以在該劇院觀賞當地團體「天邊外(澳門)劇場」所演出的《青春禁忌遊戲》,一嘗宿願。

這是我九年來第六次到澳門,我和許多長期參與華文戲劇的學者都有相同的體認,澳門的戲劇發展不斷在進步當中,以前還會看到老人和小孩所共同演出的社區業餘戲劇,但隨著越來越多的澳門年輕劇場工作者或學子赴海外學習當代劇場藝術,開拓眼界,帶回嶄新與專業的劇場理念與創作技法,活化澳門本土戲劇的發展;我所認識的大部分澳門劇場人,多半都很年輕,有些從中學時代就開始接觸戲劇,至今十年(或更久)也未滿三十歲,再加上網路聯絡工具的便利性,使得他們與外界的聯繫相當頻繁,這些都是促成當代澳門劇場發展年輕化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澳門青壯輩的劇場創作人對於近十年澳門城市快速發展的省思,批判與懷舊均有之,在澳門回歸中國後,透過戲劇的形式展現澳門歷史介於葡萄牙及中國兩大國家話語之間的擺盪,重新定位澳門人的文化主體位置,透發出一股既濃厚亦幽微的後殖民風情。

北藝大戲劇系師生團首次大規模、大陣仗地參與了華文戲劇節,其實也在試圖尋找未來更深層次參與華文戲劇節的可能性,不只是老師或博士生發表研討會論文,或者只是看戲觀摩,而是帶戲代表台灣在華文戲劇節中演出,這次的戲劇節其實也有澳門演藝學院青年劇團和瀋陽師範大學延松劇場藝術研究所兩所院校劇組的演出,倘若能夠促進北藝大戲劇系每兩年一次與華文戲劇節的參與合作,甚至參與華文戲劇節的主辦或合辦,應該是本系未來思考對外發展的項目之一,端看主其事者有無意願與視野了。

長期觀察華文劇場,會發現大陸的文革與經濟崛起、臺灣的戒嚴與閉關自守、臺海的緊張、兩岸關係的詭譎多變,港英與澳葡的殖民與後殖民、新加坡的英化華人與馬來西亞的少數華族、印尼的排華,還有臺、菲之間的戲劇交流斷層等等,都在歷史的不同階段與不同範疇,造成當代華文劇場發展與交流的阻隔因素,這裡頭所牽涉到的華人離散經驗、身分認同政治、語言、族群、殖民、想像共同體等諸多複雜糾葛的政治經濟學與文化課題,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解決或舒緩的,破除以「國家」為單位的政治「僵」界,疏通城市文化交流的渠道,以「華文」(包括語言、文字與文化)做為彼此間的最大公約數,才能夠海納百川成其大。

[1] 陸主任愛玲老師(戲劇節隨行人員)、張啟豐老師(論文發表人)。
[2] 劉育寧(戲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湯京哲(劇場藝術研究所導演組二年級)、范曉安(劇場藝術研究所表演組一年級)、江寶琳(劇場藝術研究所表演組一年級)、張文華(劇場藝術研究所劇本創作組一年級)、王千文(戲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盛榮萱(戲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謝鴻廷(戲劇學系四年級)、張健怡(戲劇學系二年級)、羅立鈞(戲劇學系二年級)。

來源連結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