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貼不牢,界線綁不住― 90年代以降的台灣女性劇場創作者們(一)

文字: 鄒欣寧
網站: 欣寧的文字收納室

(這篇文章是去年受傅裕惠邀請,為美育雜誌「女人如此『多嬌』」專題所寫。此處刊出文章為原始未刪減+裕惠建議修改的mix版本。)

關於這篇文章–或說這個專題–的開始,起於一個問句:「為什麼台灣的劇場『女』導演很少?」

「很少」是一種相對性的說法,想當然爾,相對於男導演。在尚未開始做資料整理和調查之前,我認為這個問題的前提沒錯:是的,台灣劇場女導演人數大幅低於男導演。但不久後我便質疑,這前提是真的嗎?

 
我想起一件小事。過去六年我任職不同雜誌的編輯,在擬定專題受訪人選時,我們經常遇到一個問題:為什麼無論哪一種領域,男性受訪者總是多於女性?

 
最後,為了平衡性別,編輯室常如政府公職人員選舉般,圈起婦女保障名額,確保一定數量的女受訪人。好了,問題來了,在討論女性受訪名單時,爭論的問題變成「可是她不夠有名」、「可是她不夠好」……


..不夠,同樣是一個相對性問題,相較之下,哪些人是夠有名、夠好的?請自行推斷答案。

我想起一九八○年代崛起的美國藝術團體「游擊隊女孩」(Guerrila Girls),她們自詡為「一個女性藝術家的恐怖組織」,作品大多以挑釁的問句或宣言製成海報,例如名為《去年在紐約的美術館有多少女性的個展》How many women had one-person exhibition at NYC museums last year? 的海報上,答案標示如下:

古根漢美術館 0

大都會美術館  0

現代藝術美術館 1

惠特尼美術館  0

 
這是上世紀八○年代的資料。三十年後,游擊隊女孩依然活躍,她們不斷回頭調查、整理數據,以大都會美術館展出的女性藝術家作品為例,一九八九年時女藝術家展品的占比為5%,二○○四年為3%,二○一一年底則為5%。事過境遷,數字沒變。

 
「游擊隊女孩」的創作目的是挑釁的,意在挑起人們對藝術界(特別是展覽館)僵固、制式標準的質疑與反省。三十年來,女藝術家在展出比例上沒有太大提升,對上世紀中在美國蓬勃發展的女性主義運動而言,此階段性結果很難令人感到安慰。

那麼,質問「何以女導演很少」的台灣劇場呢?女性導演在台灣劇場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到底以哪些姿態現身?她們的創作是否擁有足夠–我們用「平等」一詞 取代吧–的發表空間?身為女人,她們在生活/工作環境中是否感到受限或問題?「女導演少於男導演」對她們來說,是一個問題嗎?

 
問題顯然很多。還會更多。性別、劇場、台灣當代,這三個關鍵字串連的論述匱缺的程度令人訝異,尤其是當代藝術、電影等領域已有大量類似討論和著述出現時。

 
因此,回答上述問題的歷程,無疑展開一場超級馬拉松。我決定用這篇文章和以下的問題起跑:「有創作能力的(生理)女性如何現身於近二十年的台灣劇場?」

來源連結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