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鄒欣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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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一定要強調『女性』？」在這次專題的訪談中，多數女性受訪者提出這個反問。
在一個宣稱兩性平權的時代和環境中，討論「性別」似乎不是明智之舉，更不政治正確–不是都平等了嗎？不是都性別多元化了嗎？為什麼還要強調男人女人呢？更何況，女人好不容易才洗去父權加諸女性角色的種種限制，贏得「女人也是人」的認可，何苦還要把「女」字加回人身上？
然而，矛盾之處也在此。儘管再怎麼宣稱兩性平等，性別差異卻永遠是深具市場性的議題，這幾年以「全男舞團」蔚為話題的驫舞劇場，和本屆強調「女力」的新點子舞展，正可作為舞蹈圈的近期例證–儘管他／她們可能都不樂見外界戴上性別眼鏡審視作品。
當新一代女編舞家們（多半）抗拒背負性別角色時，外圍的世界並未因兩性平等而不再關注性別。相反地，或許沒有哪一個時代談論性別比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更眾聲喧嘩、精神錯亂–看看充斥電視頻道的兩性談話節目以及書市上五花八門的兩性書籍，在市場反映需求的當下，誰還能說性別不重要？
然而，當我們在舞蹈中討論性別，我們到底要談論什麼？把「女」掛回編舞家身上，又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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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以「一個女編舞者在台灣的養成」為題速寫，她的圖像大致是這樣：
從小被送進舞蹈社或舞蹈班，或許因為自己愛上芭蕾舞裙或翩翩彩帶，或許因為父母期待她具備優雅美麗的儀態。在漫長的學舞生涯中，她逐漸習慣同儕多為女孩，男同學則是稀少的存在。萬一班上沒有男生，民族舞的男角還可由女生充當，但芭蕾的雙人舞，礙於女生體力通常不足擔任扛舉，少有機會練習。邁入青春期，除了應付身體變化，還要降低變化為跳舞帶來的影響（圓潤的身材和膨脹的胸部是否影響跳舞、生理期的經痛和設法不讓經血自單薄的舞衣滲出……），如果她天生對性別敏感，跟男舞者跳舞時，也要克服身體碰觸的緊張。
經過長期的身體訓練，她已累積足夠的專業認知和技巧，能將自己和其他舞者的身體視為工具，完成各種舞蹈動作。她必須夠努力也夠幸運，才能從一大群女舞者中脫穎而出，獲得演出機會，成為專業舞者。數年後，如果她對舞蹈表演還懷抱熱忱，甚至對跳其他編舞者的作品不再滿足，就可能嘗試自己編舞，隨著作品不斷面世，她從舞者轉變為編舞家，正式擠身於激烈的競技場上，與其他不分世代、不分性別、不分國籍的編舞家，一同角逐作品高下……
這幅圖像只是最大公約數的取樣，並非人人皆如此。然而，從這樣的勾勒中，不難看見「性別」如何無所不在、影影綽綽地躲在暗角，遙控、塑造出所謂的個人選擇，例如，你很少聽到一個男生學舞，是因為「父母期待他具備優雅美麗的儀態」；舞蹈教育陰盛陽衰的環境，也使女舞者面對的競爭壓力遠大於男舞者，從而降低一個女舞者以舞蹈為事業的生涯選擇……
如果一位女編舞者的形成大致吻合於這幅圖像，她到底需要面臨哪些現實，哪些問題，如何妥協或對抗？ 而思考性別，又能為她帶來什麼？
有意思的是，在這次訪談中，有數位受訪者對性別議題採取「直接躍過」的態度，認為無須強調男性／女性，主張個體都是獨立且不同的。這個態度或許也受到當代舞蹈觀念的影響，例如後現代舞蹈強調去性別，將身體視為一中性容器，無須背負過去舞蹈（舞劇）的傳統性別角色（詳見陳雅萍《女人現身，聽誰的話？》一文）。編舞家余彥芳就提到，學習「接觸即興技巧」重新界定她對身體的看法，「接觸即興很大一個前提是，身體就是身體，沒有性別，它只承載人，而不承載男性、女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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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身體真能沒有性別嗎？
驫舞劇場藝術總監陳武康在回答「驫舞創團時為何全是男舞者」時，曾直陳「這些身體沒有月經，不會鬧經痛，（男舞者）排練上力量也差不多，可以嘗試更多動作。」
此外，他也提到，由於男舞者先天的體力較強，練習雙人舞的機會較多（因為芭蕾舞中男舞者主要的「功用」就是負責扛舉女舞者），也令他們較能掌握托舉、合體等動作方法，在開發動作可能性上，他認為男性較具先天優勢。
編舞家楊乃璇認為，儘管學舞過程中，舞者多半被教育為把身體當成工具，性別角色很少被強調，但在她的觀察中，女舞者的身體質地較相近，男舞者能展現的身體張力比較大，較能達到「剛柔並濟」。不過性向有時也會影響舞者對動作的學習和掌握能力，「女舞者多半較願意學男舞者的動作，但有些異性戀男舞者會排斥學習比較柔、比較女性的動作。」
編舞家林文中則覺得，比起從前，現在的女舞者身體條件和體能都更好，不過，女性特質也消失了，「去性別後，女舞者反而比較做不出陰柔氣質。」
既然男女身體的先天差異不可能抹消，所謂的去性別是否不應再以「消去法」看待性別，而是兼容並蓄的加法？
「我覺得最好的表演者是亦剛亦柔、亦男亦女的」，林文中說。
余彥芳則從舞蹈表演與日常生活的距離重新思考性別。學習接觸即興之前，多少會在意身體隱私和界線的問題，但現在她反而覺得該跳脫專業舞者的角度看身體，「當我可以理所當然地把腳舉過頭，或是面對一個男人而能毫不羞怯隨他碰觸我時……會不會跟生活中一般人的身體疆界概念距離太大，反而讓觀眾對舞蹈失去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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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在創作中扮演的角色呢？是否影響女編舞家對創作題材的選擇？
相較於前行的女編舞家們，六年級末到七年級世代的女編舞家們，普遍認為性別不再是她們亟欲對話的課題。余彥芳和陳韻如不約而同表示，她們更在意人個別的獨特性，而不拘限於男人、女人。余彥芳認為，前一代女編舞家的創作經常在形塑自我，因為「她們在抵抗一個比較大的父權系統，對我們這代已經過了，並不是因為它不存在，而是它的存在已經阻礙不了我們」，她說，「這是個中性的年代，前代編舞者很難不去做對話，那是時代性的問題。現在是不是要被這個東西捆綁，就是很個人的事。」
至於將「與父權機制對抗」作為創作動機的楊維真，也認為這個時代不再適合概括去談男女議題，不過，這不代表女性無須思考性別差異，適時地把某些女性特質當作特權或優勢，反而「讓她（女性）能關照更多面向，也提供一種在父權體制下不同的工作方式。」
楊乃璇和舞者工作的例子恰可作為對照的例證。在和一位男舞者合作時，楊乃璇發現這位男舞者常常放不下身段表演，很「ㄍㄧㄥ」，「他以前不張開嘴巴笑的！所以你知道排舞時我們怎麼弄他嗎？我們女生每天走到他前面說：你好帥唷！親我！抱我！然後還寫假想情書給他，每天唷！」
之所以這麼做，楊乃璇分析，「這舞者念舞蹈系時，班上全部是直男（異性戀男性），直男常有種brotherhood（兄弟情誼），加上他又是長子，內在比較柔軟的情感無法被顯露。」
施展撒嬌和不吝讚美的特質，軟化了男舞者在台上台下怯於表達情感的慣性，這種溝通方式底下的細膩操作（怎樣讓人感覺其中的善意而不是被騷擾或不尊重），或許，到目前為止，還是女性最能拿捏箇中分寸吧。
然而，回到創作題材，當這一代女編舞家們不再著墨於性別，卻不免令人遺憾。相較於其他創作領域更形多元、深入的性別探討–例如，同志文學已進化到談「女同志和直男相戀」、女性主義也談起性感魅力作為社會資本等議題時，舞蹈中的性別卻停留在「去性別」的表面和平，而未能提出更獨特或大膽的性別意識作品，也讓鄧肯、葛蘭姆以降，「女編舞家以舞蹈／肢體衝撞社會主流觀念」的聲息漸漸失落於時間中，不能不說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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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性別，到底能為一個編舞家帶來什麼？
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性別或許只是無數值得關注的議題之一，但，「人」字前面加上男或女，便能開啟無限的可能性。與生俱來的性別身體是一個自我察覺的切入點，而以身體為工具的舞蹈表演者和創作者，還有可能為性別身體提出怎樣的新創見？
把性別當成一個起點，也許身體便不再理所當然。也許社會便不再理所當然。而未來的女編舞家們，將給我們哪些不理所當然的舞蹈作品？(原載於2013.6 PAR表演藝術)
大概這些舞蹈圈發光發熱的女生，沒受到太大阻礙，所以不覺得有談論的必要，反而是男生要克服性別歧視。不過，我跟一般人一樣，以為舞蹈圈的男生多半是男同志。因此對於「這舞者念舞蹈系時，班上全部是直男（異性戀男性）」，反而有點訝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