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向「離散」與「歷史」消逝的舞台年代

文字: 于善祿
網站: LULUSHARP

台北木柵的富德靈骨樓裡,爺爺和父親的骨灰罈比鄰而居多年,過年、清明、中元等大日子,都會和家人來此祭拜。

每當打開小門,讓罈體透透氣時,就會看到罈面上所刻的生卒年,爺爺「生於民國前12年12月4日,卒於民國59年7月15日」,父親則「生於民國前1年11月4日,卒於民國62年7月14日」,我來不及讓爺爺抱(我出生於民國59年11月3日),但父親肯定抱過我,聽說我小時候還能跟他一樣,說一口流利的山東腔話。

但更令人好奇的是,爺爺和父親的年齡竟然只差11歲,父親是家中的長子,難不成爺爺和奶奶在10歲左右就結婚生子?由於母親年老且病痛纏身,再加上目不識丁,年代久遠,記憶模糊,每次想從她口中問得爺爺和父親的生平事蹟,她也說不太清楚。至於哥哥和姐姐,對爺爺和父親當年在山東的生活、以及如何逃難到台灣避亂,似乎也都不甚了了。從小困苦成長的我們,幾乎只能把生活重心擺在台灣社會,一旦人到中年,想要尋根、懷舊之際,卻不得其門而入。

爺爺和父親過世得早,趕上了1949年的難民潮,卻沒趕上1988年的探親潮。兩岸開放探親之初,負笈日本東京唸室內設計的哥哥,不知如何,竟輾轉聯絡上還在世、且仍住在山東濟南的三姑,也得知我們還有堂兄及堂姐;但後來因疏於聯絡,我們也從未赴濟南探親,日子一久,又失去了聯繫。我曾依照一些零零星星的資料,畫過我們于家的家譜,但也僅得四代而已。

我和哥哥合理地懷疑,爺爺和父親當年應該是為逃難來台,申請戶口,而謊報年齡,至於詳細考量的因素如何,則不得而知。聽說爺爺過去在山東曾經擔任過鄉長,或許在那動亂逃難之際,他竟弄到了兩張船票,為延續香火,只能拋下妻女,攜子逃到台灣,雖未廣開枝葉,但也算安身立命,清苦度日。

這是我的家族故事的一小部分,從小我就對父親沒什麼印象,成長的過程中,也不太理解何謂父愛。前幾年,似乎是年紀到了,竟心血來潮地懷起舊、尋起根,舉凡1949年大逃難、眷村文學(雖然我不是眷村子弟,但從小生長的環境,頗能體會那種雜院街坊守望相助的鄰里情感)、懷舊戲劇、健康寫實主義電影、外省台灣人協會的出版品等相關的作品、圖片與紀錄片,我都盡量地找來看,試圖從中想像與重建爺爺和父親當年流散來台的生命情境。

我發現在台灣的戲劇舞台上,描寫這類離散經驗的作品其實並不多,大部分是在電影及小說裡頭。印象所及,李國修的《京戲啟示錄》、《女兒紅》、《西出陽關》,汪其楣的《歌未央》,表演工作坊的《寶島一村》,全民大劇團的《短波》等,多多少少觸及到了1949年大時代下的流散人民,以及他們來到台灣之後的生活與文化適應。

尤其當我發現李國修是山東萊陽人,當年他的雙親也是帶著子女,搭船逃難,一路從山東到海南島再到基隆,且將那樣的過程,透過戲劇舞台的藝術手法轉化,予以形象化,我便更能體會動亂年代中,市井小民的被迫無奈、驚慌失措,以及鄉關何處的離散感,這或許也解釋了,這些年來我對李國修作品的熱愛與認同,有諸多文章都談論到他,有種他鄉遇故知的感懷,尤其在他過世之後,更覺悵然。

以李國修和王偉忠來相較,我認同李國修多一些,主要原因應該是王偉忠這些年透過影劇及出版所行銷的眷村經驗,幾乎已經成為眷村相關文創商品(包括表演工作坊的《寶島一村》,全民大劇團的《短波》,中視的《光陰的故事》等)的主流強勢品牌,他的眷村敘事似乎漸漸取代了其它多元並存的眷村故事。相對來說,李國修的非眷村經驗及他所成長的中華商場,有更多與我重疊之處,且以我所成長的艋舺一帶,也與中華商場、西門町更有地緣關係,這也促使我對艋舺與台北城的歷史與掌故,引發濃烈的鑽研興趣,反而我對大稻埕就沒那麼多的地方認同感,總認為那是茶商、洋行、文化知識分子、藝妲匯集之地。

我常覺得在當今這樣的創作年代,戲劇舞台上能體現或反映1949年流散的故事與角色,似乎會越來越少,那樣的歷史情境與社會條件正在逐漸消逝之中,當李國修過世之後,當賴聲川已經轉戰大陸之後,當王偉忠只是在行銷他的眷村故事版本之後,屬於那個年代的說故事者漸漸凋零;中生代與年輕新銳的創作者,對這樣的歷史與人物,提不起創作興趣,也可能膽識與能力不足,而不碰這類題材,有者則多在影視與小說領域。

或許這只是我個人的感懷,也或許這是一整個世代的歷史教育問題,對於身分認同的極端狂熱與迷亂混雜,在其間的政治光譜,多元紛呈,卻缺乏面對歷史的智識與勇氣,君不見在台灣的戲劇舞台上,總是缺少歷史劇這一類型!沒有歷史的認知,就不會有文化與身分的認同!

來源連結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