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鄒欣寧
網站: 欣寧的文字收納室
學生時代讀《史記》，教文學的老師不忘提醒我們：瞧，這段明明只有主角獨自一人喃喃自語，既然無人在場，司馬遷如何知道並寫下？
「這是小說家之筆」，老師這麼說。意思是，這段四下無人私語時的所謂歷史，是司馬先生掰的–不，創造的。
於是，那些曾讓我們讀來內心震盪的歷史故事和人物獨白，恐怕都得改改演出形式：舞劍別霸王的虞姬、夜渡昭關的伍子胥、忍辱負重的句踐、風流倜儻的司馬相如⋯⋯但為他們在歷史舞台上唸出動人句子的，全是司馬遷的聲音。
世界是一座眾聲喧嘩的大舞台。不信，打開電視新聞台吧，未來的歷史正全天候轟炸我們的耳朵。這是個人人都可以當司馬遷的時代，但成為司馬遷是需要耐心的，而歷史的保存期限正在縮減，24小時已經太長。
「現代人的歷史意識很低。因為資訊太多，反而不太思考這件事情。所以我刻意選擇一個莎士比亞的、跟台灣人無關的歷史劇，如果觀眾還能有共鳴，我想『歷史意識』就還能work」，劇場導演王嘉明這麼說。
事實上，這個「莎士比亞的、跟台灣人無關的歷史劇」主角，這兩年正席捲全球歷史愛好者的眼光。
2012年，英國考古學家在列斯特郡的一處停車場底下掘出一具遺骨，經過一年多的測定比對，證實它是1485年死於戰役的英王理查三世。這位年僅32歲、在位才兩年的國王，歷史評價極低，拜第一個寫出《理查三世傳》的湯瑪斯．摩爾與莎士比亞的戲劇所賜，大眾認識的他，駝背貌醜，還是個野心勃勃的篡位者，為奪王位不惜殺死兩個侄子，最後因叛亂而死於戰爭中。
被現代科技重建頭骨面貌的理查三世，首先推翻了貌醜和手臂萎縮的「史實」，但他有沒有殺姪篡位？是昏君還是明君？不僅英國推理名家約瑟芬．鐵伊用小說《時間的女兒》為他翻案，一個長期運作的組織「理查三世之友會」更積極蒐集理查三世的生平史料，企圖證實他是位值得稱許的好國王。
選在理查三世重現於世之際，搬演以他為主角的戲劇，王嘉明志不在為他翻案，「絕不是要將他從壞人變成好人」，「我更好奇的是，我們為什麼這麼喜歡區分好人跟壞人？如果說歷史都是歷史家編的故事，為什麼我們這麼需要一個壞人的故事來證明自己的好？」
從理查三世身上，王嘉明看到的不是道德框架下的好人壞人，而是一個「卑微的人」，「很多時候『在什麼位置』比『你是怎樣的人』還重要。人在那位置中，被流動的結構帶著走，也因此有很多『不得不』，因此，要探討真相時，不可能不去探討流動的結構和權力關係」。在他眼中，真相不可能因翻案而定案，「真相永遠不是封閉的，它會一直流動、一直變化⋯⋯」
這個流動的結構有多複雜？且讓我們想像理查三世身處的時空：玫瑰戰爭還在進行，國家經常陷入叛亂，父親被殺，他夾在君王（長兄）和叛軍（三哥）中斡旋，自己又不是沒有軍事才幹、治國韜略和野心權謀，「面對不斷變動的政治環境和位置，他當然要有手段策略，不可能天真單純」，王嘉明說。
不只理查三世所在的15世紀複雜，16世紀莎士比亞筆下的《理查三世》有另一種複雜。距離真實人物100年後將他寫成歷史劇，莎士比亞的劇本不只有他個人對理查三世的評價，也有他為了滿足演員、劇場老闆、不同階級觀眾而填入文本的各種語言遊戲、指涉和暗示⋯⋯這是另一個流動的結構。把劇場承載的多層意義網絡都考量進去後，《理查三世》在王嘉明眼中成了「英國史＋劇場史」的連環套盒，他必須先拆解莎士比亞為這個套盒設計的機關，再重新將它拼組成自己的版本。
拼組的訣竅之一，正是「聲音」。「莎士比亞的劇本是個『聲音能量場』，從劇本可以感覺到聲音的結構和能量，把這個能量場建構出來，用聲音勾起觀眾的慾望，『意義』才能發揮最大功效」。王嘉明和翻譯團隊參照現行四種中文譯本，重譯出「莎式＋王式」劇本，再採雙簧方式，讓演員分別進行肢體表演和配音–在歷史的舞台上，表述「我」的從不是我，而是一旁的詮釋者們，無論是其他演員，史學家、劇本家，或者坐在台下的你我。
因而王嘉明的《理查三世》不再能視為歷史劇，而是一部「歷史解剖劇場」，見證了「理查三世的歷史如何製造？」後，或許我們會忍不住回想，我（們）的歷史又是如何被製造的？我的位置和角色，果真是我自己的選擇、自己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