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我不覺得我不是一個菁英

文字: 鄒欣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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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演藝術雜誌》3月號專訪原文)  

香港媒體堆砌出的胡恩威形象,大抵是這樣的:一位左手做劇場、右手寫評論的憤怒文化人。

在劇場,他是知名團體「進念.二十面體」藝術總監,執導的六十多部作品中,以時政為題材、從香港特首到西九龍文化區都成笑罵對象的〈東宮西宮〉系列最受大眾關注。作為文化評論者,大至政策、小至娛樂,他都有話要說,話說得酣快犀利,如快刀直劈入骨。典型的「胡式憤怒」是這樣:

「消滅香港是香港城市規劃的唯一目標,消滅香港的歷史,消滅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消滅海港,消滅街道,消滅街市,消滅小販,消滅大牌檔⋯⋯香港成為了一座八百萬人的石屎監獄……小市民不可在街作小販,大企業可以在街邊推銷信用卡,推銷寬頻,推銷樓盤⋯⋯」(註)

他的批評和憤怒,有人拍案叫絕,有人不敢苟同。不過,認同與不認同他的人,大概都不會反對,胡恩威是一不折不扣的菁英分子。
     
胡恩威自己也不反對,但他的說法微妙一點,「我不覺得我不是一個菁英」。

雙重否定的肯定句取代了明快承認,或許因為華人社會對「菁英」一詞的貶往往多於褒。「今天好像你走出來說『我是菁英』就是一個罪,問題是菁英這個詞不表示你有特權,而是你在某個領域做得比較好。」

「我覺得我在藝術創作上有特別的能力,但這是我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達到的。我不覺得我不是一個菁英,因為我比很多人知道劇場、知道藝術創作,這跟醫生有他的技能,所以是個菁英是一樣的。」

但,即使是劇場菁英,胡恩威認為自己地屬「邊緣的邊緣」,只因「批評者」的角色太過鮮明,媒體知道只要對他提問,就可獲得幾句俐落精準的引述(quote),於是,連批評也成了「消費的一部分」,說著,他自己也不禁笑了。

笑聲其實經常出現在胡恩威回答的過程中。媒體和評論構築出的「憤怒文化人」頂上的「憤怒」二字,似乎搖搖擺擺,不確乎了起來。訪談的大部分時間裡,批評和質疑是有的,卻不那麼砲火隆隆,反倒多了幾分興味和懇切–這是另一個意外。明明胡恩威自己也說過,面對多數香港媒體,他可以話少到只丟出幾句給對方quote的句子,甚至曾被香港媒體人形容為「自動網球發球機」。

或許因為談的是鍾愛的劇場吧。在知識分子、文化菁英等多重角色底下,他做得最久也自認最出色的,還是一介劇場人。

創作多元,來自葷素不忌好胃口

加入劇場的青年胡恩威,放在今日看,正是人們所謂的「文藝青年」。出生於七○年代末的香港,在一中產階級家庭中成長,胡恩威躬逢八○年代香港城市文化的熟成時期,他形容那是一個相較今日更單純、正常、「任何事情都可以很有趣」的年代。

單純,是因還未被無孔不入的網路所干擾。中學時期的胡恩威酷嗜閱讀哲學類書籍,「看哲學,是隨時都可抽一頁看,比較開放性,不像讀小說,非得從頭讀到尾」,儘管如此,沒有太多事物教人分心,胡恩威得以悠游於各門派的哲學思辨中,這也影響了他後來習慣從概念而非敘事出發的創作風格。

「另一個單純是,現在書太多,人們的問題是不知該讀哪本、不讀哪本。我們那時簡單多了,出版社比較少,台灣的志文、洪範出了哪本書,就去找來讀。」

說當時香港正常,指的也是閱讀。「那時報紙版面也有文學的。有小說、有哲學、有詩,不像後來蘋果出現後只有消費、狗仔」。電影亦然,沒有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之別,「電影就是電影,只是某些電影比較少人看」,胡恩威記得彼時香港電影發展蓬勃,動輒是兩千個席次以上的大戲院,經常舉辦的國際電影節和小眾的影迷欣賞會,對急於獲取藝術養分的青年來說,直如電影盛世,也養成胡恩威不偏食的藝文胃口,反映在創作上,是題材遍及文學、歷史、宗教、時事的多元性。

「我想一個健康的精神狀態,應該是什麼類型都要吸收囉!」胡恩威說道。   無所限制地汲取吸收,卻在進了港大建築系後遇到限制–胡恩威發覺,建築師這角色在香港是有所局限的。

「在香港環境裡,想當個好建築師是很困難的。香港有很多效率的問題、經濟的問題、文化的問題,以致在還沒設計之前就決定了你的設計,能蓋出來的房子都是一樣的。」

後來,進念的榮念曾到建築系上講課,胡恩威發現劇場或許更能實踐他對空間、對創作的想法,於是加入進念,從打燈、掛音箱、前台、表演⋯⋯逐個劇場環節親自演練。在他眼中,建築跟劇場沒有太大不同,「沒有衝突,都是處理空間問題;另外,進念不只做話劇,每次都實驗不同事情、和不同對象合作,跟建築師每次和不同的結構設計師、不同的建築團隊合作也是一樣的」,「最大的不同是做一檔戲比蓋一間房子快一點」,他笑著說。

胡恩威也記得,剛加入進念時,最有趣也最重要的永遠是尋找新鮮的表現形式和題材。他和這次一同來台合作《如夢幻泡影》的作曲家于逸堯,當年曾合作過一齣名為《豔電》的戲。「豔電」是民國初年汪精衛所發的一封知名電報,內容為汪向國民政府宣告自己的親日決定。胡恩威找了許多民初老電影,以影像素材做了一個舞台裝置,並將整個劇場和觀眾席噴滿煙霧,「煙多到觀眾什麼也看不到,也看不到幾個觀眾⋯⋯」

那時,票房多寡不是問題,胡恩威得以盡情探索影像在劇場中的運用。日後,他被喻為香港「多媒體劇場」的首要創作者,即是進念二十多年中慢慢做、慢慢學習所累積成的。

華人看待藝術家,太不正常

進念在他身上亦留下其他痕跡。台北國家劇院排練室旁的小房間裡,胡恩威正與《如夢幻泡影》的製作部門開技術會議。會議開始前,胡恩威在白板上工整嚴密地繪製一張圖表,不同場景的舞台畫面後,綴了三個成列數字,繼而是燈光、音響等各部需求。表格很是簡潔俐落,但,居中的數字串有什麼含義?

原來,那串一而二、二而三、三生六、六生十二⋯⋯縝密充滿邏輯的數字,竟然暗藏著舞者人數、舞段和音樂長度等密碼。邀請胡恩威與舞蹈空間合作《如夢幻泡影》的藝術總監平珩說,在台灣,很少見到哪個編舞家或導演這樣工作,邏輯嚴密清晰,同時高度有效率,「舞者在排練場工作時,導演和設計部門也同步密集討論、工作,幕前幕後很有效率地推動進度,很讓人印象深刻」。

「我們在進念一直都是這樣工作的,從榮老師(榮念曾)都是這樣」,胡恩威說,由於在香港從事劇場工作,時間、空間都極其局限,他的作品又常有多媒體、音樂、裝置等較繁複的技術,以清楚的工作方法達成效率,「這些是導演的基本工具,也是基本功」。

聊到導演方法,他可真的打開話匣子,從德國、美國、韓國等地的劇場人才如何培訓,直說到中港台三地劇場面臨的共同問題。大哉問:人才何以短缺?大師後繼何以斷層?

「華人社會不是用正常方式訓練藝術家。我舉個例子,香港台灣常說沒有好編劇、沒有好演員,沒有接班人,為什麼?因為學校課程有很大的問題。」胡恩威分析,目前華人三地的表演藝術教育,導演訓練普遍不夠完整,「一個導演應該要知道劇場的每個部門怎麼運作,也要知道管理」,對於多數導演集中心力處理演員的表演,他直言,「導演應該是營造一個空間給演員發揮,而不是跟他講戲要怎麼演。」

胡恩威強調,「做藝術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需要經過訓練的」,然而,追究究柢,華人社會之所以在訓練藝術家上「不正常」,是因為社會看待藝術家的方式便不正常,「華人要嘛把藝術看得極高,要不極低,又或把藝術家看成一群浪漫感性、沒有經濟能力的人,「如果你有經濟能力,大家還要說你有銅臭味,這不正常嘛!」

正常是什麼?胡恩威以美國為例,「美國為什麼每年都有源源不斷的劇場人、電影人出來?他們經過學校訓練,畢業後當編劇、當演員,工作薪水也是正常的。不可能人人都是史柯西斯,但他基本功不會有問題。」

他也指出,港台另一關鍵問題,是中小型場地匱缺,「台灣弄這麼多大劇場幹嘛呢?拿一個劇場的錢搞二十個小劇場,讓很多台灣創作者慢慢磨練,五年十年後一定有很多好東西出來的」,他同樣不解,「你們台灣這麼多厲害的團,為什麼不每個都蓋個劇場給他們呢?好像醫院蓋給醫生用,但大家不會問為什麼要蓋給醫生,也不會是政府來管醫院,然後醫生跟政府租場地嘛!」

創作之路 著而不迷  

儘管面對社會的姿態如此鏗鏘,這幾年胡恩威的創作,卻走向乍看極為出世的宗教。從二○○七年起,他陸續將佛教經典《華嚴經》、《心經》搬上舞台,亦曾以影像裝置表現佛經;這次與舞蹈空間舞團合作的《如夢幻泡影》,延續「多媒體宗教劇場」的路線,題名來自《金剛經》著名的偈語。

「如夢幻泡影,我從小就覺得它是一首流行歌,是鄧麗君吧,也可能是日本歌。後來才知道是《金剛經》來的」,胡恩威笑言,舞空找他合作,當然希望他把多媒體與舞蹈結合,而一直很想做這題目的他,認為這寥寥五字非常直觀、充滿很多視覺可能性,「就做這個吧!」

將一般人感覺肅穆的宗教搬進舞台,風險可謂不小,對出生於天主教家庭,日後卻選擇「離教」,改而研讀佛教的胡恩威來說,卻是極為自然的事。「以前宗教跟藝術是很密切的,很多宗教都用藝術表現概念,感染力很強,後來卻分開了。現在宗教的影響力越來越低,變成一個消費品,你有情緒問題就找宗教解決,因為華人不流行看心理醫師。」

胡恩威以巴哈、貝多芬、莫札特為例,「這些人是用音樂來表達他眼中神的概念,是很個人化,現在的宗教要通俗,不要個人化,但宗教本來的目的是要你思考人生,這跟藝術創作面臨的矛盾是一樣的。」

出現在《如夢幻泡影》開場的物件,恰恰是這個矛盾的當代具象,也必然引起觀眾共鳴–從香港一路游到台灣各地、爭議不斷的黃色小鴨,將以六米高的山寨版(胡恩威在中國淘寶網買到的)聳立於台上,為這支佛教舞作破題。

胡恩威以為,《金剛經》中有三字至為重要:心、非、空,「空」是佛家經常闡述的概念,但如何在舞台上談空?他援引《金剛經》中的「非法之法」為方法,套用在編舞上,或可言「非編舞之法」,以跳脫一般編舞邏輯的方式發展作品,「用非的方法做空的概念」。

胡恩威說,過去做《華嚴經》,基本上沿襲佛教音樂唱頌的形式,是「用多媒體把法會現代化」,這次則將佛教的概念化為創作方法與主題,「實驗性很強,希望能分享我們對『空』和『非』的概念」,「用黃色小鴨講空,我想是非常好的例子」。一只內裡空蕩、外相巨大的玩具鴨竟能引起港台民眾的瘋狂著迷,如夢幻泡影,莫過於此。

接觸佛教以來,胡恩威最有所感的,也是「著迷」二字。「小時候對很多喜歡的事情著迷,現在對佛教了解多了,就明白當時為什麼這麼著迷」,通透了,看待創作較能著而不迷,或說不著不迷,「我沒有什麼不能做的,不會說不寫通俗喜劇,也不怕政策、宗教放在舞台上」,從天主教到佛教,一實一虛的處世態度,讓胡恩威學會踏實而不被現實所困地創作,「我不能說比較開心,但很多現實狀況會看得清楚些。」

(註)引自《香港風格2–消滅香港》,胡恩威著,進念.二十面體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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