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福爾摩莎的五封情書《給摩莎》

文字: coolmoon
網站: 我乃文字

原載於表演藝術評論台
時間:201452pm7:30
地點:ET
演出:演摩莎劇團
一群熱愛演戲的劇場演員(大部分是女子)組成的劇團「演摩莎」(Performosa—-結合表演者(performer)和福爾摩莎(formosa),製作了這部名符其實獻給福爾摩莎的五齣獨角戲,就像五封情書,但書寫的不是濫情或矯情的「愛台灣」,而是對這塊土地深深的凝視,以及對身為演員真摯的自我挑戰。
惟恐自己看自己不夠客觀,五位女演員各自找五位導演合作,其中三位國籍非台灣:荷蘭來的羅斌(Robin Ruizendaal)、美國來的馬龍(John Maloney)和馬來西亞來的高俊耀。陳佳穗主演的《大島》採一個奇幻寓言的方式:有一夜google map上的台灣突然爆大為太平洋第一大島,甚至吞沒了夏威夷,總統府的值班總機小姐藉由應付從美國白宮、日本首相府、中國中南海打來的電話,浮顯台灣的國際關係,寓重於輕,走的是辦公室女郎與喜劇路線,頗有巧思但點到為止。
跨足影視和劇場的黃婕菲在《安奈》裡展現職業級的精準演技,她飾演一個很「台」很土俗很樂觀也很可憐的魯肉飯老闆娘安奈,跟地下錢莊借錢頂店面,欠一屁股債只好嫁給大陸土財主,暗喻這些年台灣商界謀藉西進振興經濟的心理—-安奈安呢?欠金只有拜金償。雖說是「出路」卻顯得無奈,以免費贈送滷肉給老主顧展現人情味,自我慰藉有點老梗,對劇場空間的使用很拘謹。即使切蔥炒肉煮湯等種種下廚動作都已空台表演,走位仍不脫「寫實」框架。表演塑型與肢體節奏的炫艷也遮掩不住劇本的平淡。
陳雪甄和洪珮菁兩人都是編導演全才,《最後的晚餐》使用了劇場中央的長桌,只見已有身孕的陳雪甄,靈活矯健地翻上翻下,忽左忽右,借自達文西名畫「耶穌最後的晚餐」的場景,卻只有一張椅子,一個人,以便利商店的自動門音樂調節快速變換場景,表演的氣勢貫充全場。看似荒謬無稽的語言拉開一卷福爾摩莎的食安事件簿,現實比虛構更荒謬。島民的最後晚餐不必等猶大來背叛,只消黑心商人通過鬆弛的食安檢查,即可將種種有毒食品無孔不入地送進島民的胃裡。身體的崩壞與精神的惑亂不斷累積,最後站上桌飆髒話,一個最直接也最有力的控訴姿勢。
如果說之前三段還有可清晰辨識的比喻、暗示、控訴,到了《神掉了張悠遊卡》劇場的隱喻手法與現實的指涉已完全溶解,互相滲透,成為一種魔幻寫實的美學。不使用任何道具,純以穿胖裝的演員的身體質量為視覺景觀,掛著遊民似的穿著,垂著黃亂假髮,鄭尹真的表演完全脫去她原來的樣貌、音色,宛如另一個人,跨在虛與實的邊界上,手中不斷地高呼「神」、「神」,神牠什麼都不必怕,神牠什麼都沒關係,神牠理所應當幸福快樂,神牠依照人間的「刷卡」、「儲值」、「積點」資本消費倫理,累積牠的仙福、仙壽、仙命,卻在人間界一點一滴耗掉牠的能量,牠的存有,牠的安身之所,牠的生存方式;不著一言抱怨卻無限傾訴不公平、不合理,令人哭笑不得的悲慘世界。
《有春阿嬤啟示錄》王珂瑤變身有春阿嬤,同樣口音形象大改變,還跑進觀眾席檢查事先發給觀眾們的自選卡片:「成為台灣人的唯一必要條件」(有8種不同答案)有春阿嬤像解籤一樣見一張駁一張,靈活的互動,與游逸自如的場面調度一樣出色。有春阿嬤牽著部真「鐵馬」上台,也真的騎鐵馬邊說故事,和滑辦公椅扮划船一樣活潑生動。拿iPhone手機第幾代來解說台灣史,比喻台灣人的認同有夠混亂。有春阿嬤自認是台灣人,但不是第一代原住民,作為第二代和第四代混種「芋頭蕃薯」,孫子卻生在美國。她搭上船,因為連船長都說不出方向(或者不願說)卻一直猛開嚇得跳船,充滿幽默的自嘲和譏諷,是另一種解放人生與戲的界線的方式。
整體來說,《給摩莎》立意誠懇,演技可觀,音樂設計也很出色。單人表演是一種身體在空間的展演,五部戲的身體能量都很強,在劇場空間的幅張上,從小小的櫃檯總機、安奈小吃攤、到最後阿嬤的遍地撒野,漸次渲染擴散;而在此時此地演出,毋寧更像「家書」—-家人寫給家人讀的書簡。
突然我想起野百合學運與太陽花學運相隔二十四年,1990年代福爾摩莎雖也憲法老殘、社會制度諸多不完善、自由貿易強國步步逼進,但上下洋溢一片「明天會更好」的樂觀氣氛。台灣劇場對福爾摩莎的描述,從1989年果陀劇場的《台灣第一》到2001年綠光劇團的《人間條件》,總不脫懷舊、自憐、自我撫慰,「滿足心中缺憾的幸福快感」式的溫情主義。而今我們看到《給摩莎》給出截然不同的台灣意識:對國際處境邊緣化的憂心、西進經濟政策的無奈、食安反映的國家管理失能、社會正義的流失、自我認同的混亂—-這其中沒有自我安慰,沒有淚花遮眼,卻有對自我誠實的深深渴望。
劇場並不等同社會論壇,五位劇場資歷女演員也非以戲發表社會高見,而是藉著對福爾摩莎的問題意識,同時提出對自己的表演界限的探尋,這種自我突破的強烈企圖和更具批判性的自我意識,或許會是福爾摩莎走出陰霾的重要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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