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存在的理由 ——觀台大戲劇系畢業製作《話》

文、圖:莫兆忠(澳門劇場工作者)
劇名:台大戲劇系畢業製作《話》
時間:2008.12.5-7地點:台大劇場鹿鳴堂
站台:chong+neng = 忠+寧

上個月才看過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畢業生的製作,本月初又到了台北看台灣大學戲劇學系的畢業製作。台大戲劇系現時有兩個澳門學生,一個是畢業班(第七屆畢業生)的黃愛國,另一個是剛入讀一年級的莫家豪,也是台大戲劇系十年內最多澳門生的時候了。

第七屆畢業生的畢業戲是澳洲劇作家Andrew Bovell的作品Speaking in Tongues,他們將劇名譯作《話》。Andrew Bovell是個華文劇場界陌生的名字,Speaking in Tongues曾由劇作者改編成電影,於2001年獲得澳洲電影協會頒發七項大奬。翻譯劇在澳門而言,都是二手的,是引進再引進的。我們都愛將香港(有時是大陸和台灣)翻譯的外國劇本直接(或稍稍改一下故事的地點名稱)拿來照用,很少第一手直接引進翻譯。這中間有個必須面對的客觀現實在裡面,在整個文化發展和劇場發展中有其必然性,但近年已有不少劇場工作者從外地學成回澳,不知這個現象有沒有可能扭轉過來?

具挑戰性的《話》

說回台大的《話》。據說,畢業製作都由學生自己挑選劇本、翻譯、寫製作計劃書,再經系內老師一番評選後,才有機會成為畢業公演的劇目。整個製作除了表、導演外,又分成理論、舞台監督、舞台設計、舞台技術、燈光設計、服裝設計、行政、音效設計、影像設計等不同部門,每個部門都由同學們負責,差不多每個部門都有專門的指導老師,整個製作群不計老師在內有七十多人。演出的地點就在台大校園內的台大劇場。無論對導、演或製作中的創作人而言,《話》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劇作。劇作由兩對各自出外偷情的夫婦開始,之後逐漸展開多段關於不同人物的,看似各不相識,卻原來有着很多內在聯繫的故事。每個人物都曾經在寂寞的城市裡擦身而過,或聽聞過對方的一些事跡,別人的故事又變成了自己正面對的問題的一個參照點,關係十分微妙。劇作的第一幕十分奇特,兩對處境相似但事發地點不同的偸情夫婦,被劇作者刻意放在同一個佈景中,他們在不同的空間裡說同樣的台詞,卻有着不同的內在含意;同一句台詞,在不同空間,以及帶着不同的意義下相互交疊在一起,就好像一個人說了一句話,自己在心裡面卻聽到這句話的另一種意義。作者選擇這樣一個風格化的戲劇場面作開始,為觀衆展開了劇作下半部,一連串關於言不由衷和語言溝通失效的故事。人與人之間的背叛行為,跟語說形式的發達有關,溝通方法愈多樣化,眞誠溝通的能力卻愈顯低落。

台大的同學選了這個劇本作為畢業演出是令人佩服的,第一是眼光獨到,這個劇作讓每個演員,甚至各個製作部門都有很大發揮空間;第二是敢於向高難度挑戰,劇作的內容跟他們實際人生經歷有一段距離,他們卻不會因為易討好人的「效果」,而忘記了探索精神。當然,也因此,在此一高難度劇作下,演員的演出由於人生經歷,以至外形上也說不上具說服力;在劇作的詮釋上,我想同學對原著有自己一套的理解,但從另一角度看,劇作中應有的深度,卻未有被開發出來。導演在上半場一些場面的處理上已算不俗,不過三面觀衆的舞台,卻在舞台調度上未能突破鏡框舞台的思考模式,下半場的多焦點場面也略為鬆散。燈光和舞台設計也略嫌花俏,差不多每一場都拉上拉下一次的幾個酒櫃,未能發揮它更大的功用,幸好每次暗場中出來換景的一班後台工作人員,都顯得訓練有素,專注度高,團隊精神在這個「沒戲」的時候竟也感染到觀衆,成為演出中另一叫人難忘之處。

團隊精神令人動容

來台前已聽負責舞台技術的澳門學生黃愛國說,為了這個畢業製作常常通宵達旦,為了練習更換佈景,清晨五時就要全體後台工作人員到劇場來練習,練習時除了舞台技術組的指導老師外,系上的多位老師都到劇場來為同學打氣,單是這一點就夠感人。這種對劇場工作一絲不苟的態度,跟資源豐厚與否,跟專業水平的高低沒有直接關係,它展現的是一種對劇場委身的態度。反而有時,我會看見一些做劇場的,在這領域裡愈久愈變得機械化,常常抱着吃老本、但求無過或做少錯少的工作態度,令人覺得澳門的劇場似乎要由業餘性一下就跳進職業化,中間的專業態度卻輕輕的被忽略了。

我看見劇場裡一組一組出來謝幕的同學,不管身處什麼崗位的,都精神飽滿的,眼神都有:「這是我們的製作」的歸屬感,雖然是畢業製作,卻沒有刻意製造太多煽情的氣氛,作為導演的也沒有像個「領導」般有說不完的感謝,剛才佔盡燈光的演員反而站在最後排,場面很平實的,卻反過來感動到在座的我,讓人重拾劇場——作為一種集體、綜合的、古老的藝術,它所以仍然需要存在的理由。

原載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2009 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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