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牯嶺街的國際小劇場藝術節，集合了新、馬、英、日、台藝術家，推出六檔連續三星期的影像、音樂、舞蹈、多媒體之跨界演出。其中，有別於其他檔次的互動錄像裝置及數位影像，《時光曲》、《Live Cinema》將電影放映機搬入劇場內，現場操控機器，將電影的製作過程納入表演本身。這幾個作品也強化了整個藝術節策展的主題，就是：生產、生產和再生產。
班雅明曾於1936年指出，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要比傳統的藝術作品缺乏「在場性」及「真實性」(authenticity)，並將之名為「靈光」的消逝；但是，當我們進入一個數位複製的年代，「複製」的目的卻已不再是單純對原作(oringinal)的模仿，而消逝的也不僅只於「靈光」；而我們更常談及的，是「複製」的「道德性」以及資源是否應當保持自由。數位複製的技術及大量重複的影像不僅形塑現代人對於資訊的接收方式，並逼使當代藝術工作者，尋求新的敘事或非敘事策略與之對話或抗衡。這次的「形影相析」藝術節，正是許多不同領域的藝術工作者對於創作「如何生產」的重新檢視，他們也都在各自的作品中採取了不同的觀點及視角。筆者希望能藉由上文提到的兩檔作品，探討這一次藝術節意圖向觀眾所提出的問題。
《時光曲》的導演區琇詒在映後座談會中，對這個問題做出了這樣的回答，「膠卷的每一次放映都是『死亡』。」它無法被重複，「…(膠卷)本身是很脆弱的，在被片門卡住的一刻，或許就是那一個影格的最後時刻，而那樣一個死亡的時刻，卻往往是最燦爛的。」(註1)區琇詒在《時光曲》的影像當中，借用了馬來西亞50、60年代的巨星P.Ramlee的符碼，詮釋了這個關於死亡、消逝與缺席的主題。然而，影像在強大的低頻與高頻噪音刺激下，觀眾不再能專注於凝視，漸漸的感到疲乏和疏離；煙機則位於右下舞台，製造了一條條穿越觀眾上方的光束，這些光束連結觀眾背後的臨機操控者(也是創作者)及前方的營幕，整個狹小的牯嶺街二樓瞬時被糾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被創作者、作品夾在中間擁擠的觀眾，強烈的壓迫感卻也無法被釋放。
時間是2009年的台灣，螢幕上是50年前的馬來西亞巨星的圖騰，重覆又重複的一再出現，直至電影放映機以巨大的聲音被啟動，空無一物的膠捲如機關槍的被掃射在全白的布幕上，化為閃爍的圓圈，P. Ramlee這個跨越馬來人、印度人與華人的一代巨星，卻早已在1973年死去，對區琇詒來說，他的缺位也呼應著電影(film)的死亡。
新加坡的呂意慧與來自英國的導演蓋修文，則試圖在聲音（son）與畫面（image）的結合中，尋找新的可能，在他們放映的第一個作品《Sound Cut》裏，16釐米的電影膠捲被剪開後，透過透明膠帶的的重新連接，讓放映的每一個剪接處在放映時，顯現一抹傾斜的光，及透過混音器處理的光學聲音，將每3格、5格…一剪所製造出的聲軌，轉換成不同的節奏；而《End Roll》則透過光感麥克風，搜取來自光源的聲響，不同的光源所製造的聲音交織成一段段和諧的環境音樂(Ambient Music)。
蓋修文在映後座談會中提及，數位的影像看不見電影製作過程所留下的痕跡，電影相較於此，更強烈的與被記錄的時間相連結，譬如，「…當膠卷被風吹到地上，你甚至看得見馬路所留下的刮痕。」
這段話其實也呼應了這一次的策展人吳俊輝的策展概念，藉由將一般電影隱藏的製作過程暴露出來，我們也重新思考電影生產過程背後的政治性，「我想揭露與顛覆的正是這種電影對觀眾的操控與主宰關係，讓觀眾更自主的意識到我們是處在何種電影關係和結構中。」(註2)
然而，在整個「形影相析」的藝術節當中，並沒有也不可能顛覆觀影結構背後的權力關係，不論事後的座談會如何激起觀眾對於這些實驗電影技術上的好奇，我們都不太可能轉換觀者的身分，變成一個主動的參與者甚而創作者。只是，在這兩個充滿對時間、記憶的鄉愁的作品裏，我們確實感受到創作者意圖透過光影所營造的氛圍，並形塑了一種儀式性而非敘事性的觀影經驗── 這正是劇場與電影結合的一種可能── 一個柏拉圖的洞穴寓言與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的對話。不一樣的是，這兩人透過了類似的譬喻，提醒我們，我們所認知的真實是很可能只是幻影、反射，而「形影相析」這兩檔作品則告訴我們，真實的影子(摹仿)之所以另人著迷，是因為它的脆弱與易於毀滅。
底片與放映機終究是昂貴的，而因為多數影展的影片規格要求及評論機制，這樣的技術性與成本，也將相當大的一群人隔絕在電影工業的生產機制之外，這也是這些年來，數位影像科技所試圖解放的，而數位影像複製有沒有可能一如蘇珊桑塔格《反對詮釋》一文所言：以對世界的更多元化的複製（即加倍的複製）來創造一個更龐雜的影子世界？相關的論述及其所涉及的問題既多又廣，筆者也就不在這篇文章裏一一討論，但是，不論創作者採取什麼樣的拍攝與放映方式，做為觀眾的我們終究要問：為什麼我們要走進電影院？
蔡明亮曾經在座談中這麼問，如果我們能夠躺在沙灘上，看著漆黑的夜空閃爍的星光，為什麼我們還需要走進電影院？
「所有的影像都不重要」，如果夜空裏的星光是我們所謂的真實，膠卷所投射出來的光影，也不過是真實的影子；而對蔡明亮來說，「它們都只是在喚醒我們的敏感度，如此而已。」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走進劇場？
就算真正解決這個世界上問題的方法只有兩種，「解決問題」也並非我們走進劇場的唯一目的。「形影相析」的這兩個作品，除了讓每個人各自與自己片刻中所感知的時空交融、對話，也滿足了我們走進劇場的另一個目的──
問問題。
(原文刊載於牯嶺街小劇場文化報No.9)
(註1)轉引自形影相析(/晰)節目冊
(註2)同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