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兆忠
站台:忠+寧
曹禺這個名字，於今天的澳門觀衆而言，究竟吸引力在哪裡？或者說，世界上哪一個劇作家，可以吸引到澳門的劇場觀衆？以一個議題或者一個劇作家為賣點，對澳門的劇壇來說，彷彿已是很久遠的事。現在大衆看戲——或者從來都是，只不過來看朋友，或者看戲劇以外的附加價值，說到底還不是一個“撑”字？“撑”曹禺，或者開始時純粹想找個名目來慶祝“澳門劇場圖書室”的開幕，然而一旦開始了讀劇練習，開始了“曹禺作品在澳門”展覽的籌備工作，“撑”便變成了“挖”。
為了開幕當晚的讀劇會，我們“挖”起《北京人》，這是曹禺四大名劇中唯一一部沒有在澳門演出過的。《雷雨》、《原野》、《日出》隔一段日子就有團體在澳門搬演，像《日出》就在去年同時期，有兩個不同單位演出。可是《北京人》，卻一直無人觸碰。根據曹禺研究權威田本相老師所說，《北京人》“無論它的思想還是藝術，都標誌着曹禺劇作的最高成就。”然而，它同時又是曹禺的名作中受到“批評與誤解”最多的。抗戰時期寫的《北京人》，內容卻一點都沒有鼓動人們去抗戰，彷彿仍然戀棧着《雷雨》大家庭的舊題材，於是有很多批評家都指這部《北京人》“不符合時代精神”——即如今日我們還讀曹禺，也會有人認為它“不符合時代精神”。
但，甚麼是“時代精神”？
今日我再讀到那具曾老爺漆了十多年的棺材，大奶奶那句“奇怪，一張字畫叫幾個小耗子咬了，也值得這麼着急！家裡這所房子、產業，成年叫外來一群大耗子啃得都空了心了，你倒像沒事人似的。”還有那鳥籠裡缺了伴名為“孤獨”的鴿子……，所有這些都會將我的想像從那時代的北平，扯回澳門的現實中，這些正正是劇本那現實情景中，隱伏於字裡行間的詩意，也如田老師說：“曹禺在寫《北京人》時，比《雷雨》、《日出》更具批判精神。”而這批判，穿越了那個狹窄的“時代精神”，透視着當下，一“撑”就是幾個世代。
原載澳門日報藝海版，2010 年2月25日
中國戲劇家曹禺誕生百周年，澳門劇場文化學會將舉行一系列“曹禺100”紀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