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cool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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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於HBO影集[薩達姆家族]，對海珊如何崛起的真相感到好奇，找到2005年一篇評論[香港獨立媒體]<麥海珊: 這麼遠，那麼近>。
作為一介平民，我才不在意甚麼是政治正確，僅僅思索：作為一個人，活在世界上，是否該盡可能真確地認識這世界？或是找到一個解釋安身立命就好？
今年5月的《典藏‧今藝術》(212期)專題<創傷年代的美學>：「回顧過去20數年的歷史，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在我們身邊，發生了許多自然、政治、社會以及人文的災難。從歐洲巴爾幹半島、非洲盧安達、美伊、以巴衝突、中亞喀什米爾種族宗教屠殺、印尼屠殺華人婦女、中國壓制宗教政治異議分子，到台灣的921地震、88風災等等，我們每個人似乎都從不同的身處、差異的立場，共同承受著這些災難帶來的衝擊。」
「在當代世界許多人們依然延續著現代殖民者自我與他者、主僕上下的位階結構，建構社會、關係與意識型態相互壓迫（包括人類、動物和自然），致使這個年代處處充滿了災難事件。我們之中也許在知或無知的狀態，直接參與了壓迫的現實。而另一方面，在這個媒體愛好再現創傷場景並主導人類認知與行為模式的年代，做為媒體觀影者的我們，也在影像的層次上藉由消費行為參與了災難、創傷、苦痛的生產、製造或強化。」
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社會與批判藝術史教授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引用以色列裔法國藝術家、美學家與精神分析師愛婷爵（Bracha Ettinger）的理論說：「今天嚴肅的藝術不在創造和想像，而在面對真實—來自恐怖行動、恐懼的經驗、災難、歷史的創傷，以及面臨種種全球性威脅的後遺症。」
藝術工作者的美學或知識踐履，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對這個世界，藝術家有甚麼話要說？
關於愛婷爵說的「母體式連結（matrixial alliances）」理論有興趣者可自行研究，值得注意是她認為美的實踐已近乎倫理學，換言之不僅是「藝術」的問題，是「人」的問題：「因為我們活在巨大創傷移轉效應的年代，創傷議題吸引、啟發不同的藝術創作—帶來理解情感作用的新可能，並產生新的藝術效應。這個美學近乎倫理學，超越了藝術家的意識控制。 」
對歐美國家來說，苦難似乎只是「他者」的問題。但對處於社會邊緣位置的台灣藝術工作者，面對社會可能是無法迴避的問題。今年7月出版的《藝術觀點ACT》(43期)專題企畫之一<「策展機器與生命政治」座談會>中，提出當代藝術家從物質創造發明的「技藝」者，轉型為對生活提出嶄新態度的「創意」者，所面對的為與不為。
看似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從藝術創作的生產端到消費端，越來越難以避免經過複雜操作、行銷、分配；個人創作者輕易就淪入少數有力者進行權力資源的交換與重分配之中。湯皇珍說：「從政府開始用發包方式來建立舉辦文化藝術活動後，發包變成像是買辦，我們面對的策展或公關公司如政府買辦，這套流程的建立是為了方便資源分配，目的是要行銷，達到政績。這種文化活動的背後並不是文化，而是個人政績至上。」
然而如何反制呢？「有時你講歸講，明天你可能就變成管理系統的一部分」(龔卓軍)，「台灣的美學生產被用在土地商品化是很吊詭的問題，美術人才成為財團的共犯結構之一。」(高俊宏)，「流動的生命被固定的控制、程式所管理，大家按照固定的路徑來發揮生產力與消費力。」李鴻瓊：「無法利用敵人來界定自己，抗爭還沒成形，就先垮掉。」
不管用「藍」、用「綠」、用「美國」界定自己，往往都只是讓自己自動進入另一個操控系統，所有機械程式都寫就，只等你自動歸檔；主體消滅，所有都是標籤，標籤都為了行銷。社會運動者余國信說：「個人認為環境運動或文化空間的搶救等領域相當需要藝術介入，但是介入到底只是一場表演，還是一個真正的行動？」
藝術家還可以悶頭默默做創作，不必管對這世界說甚麼嗎？誰給我資金創作就為誰創作？或者像MJ一樣一邊開商業演唱會一邊說我們為了愛與和平而奮鬥？是否只要我存心夠純夠真，世界就不會來扭曲我、糟蹋我？也許，想要擺脫無所不在的操控之前，必須先懂得辨識身邊各種隱形顯形的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