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莫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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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又到了藝穗節（編註：此屆藝穗節已結束），自稱“第十屆城市藝穗節”大概是追認，過去以“藝穗”之名引起藝穗會多年來的不滿與抱怨，現在加上“城市”二字才兩年，馬上就“第十屆”了。
十二年“十屆”
一九九九年開始的澳門藝穗，二○○六年和二○○八年停辦過，所以其實這個“第十屆”已經十二歲了。十二歲可說是從兒童走進靑少年期的尷尬階段，大不來，也不算小，《中華英雄》裡說十二歲是人生的轉捩點，華英雄由於是“天煞孤星”，轉捩點要拖到十八歲，這大概不是天煞的藝穗，而是個要尋找自我形象的靑少年。可是，藝穗打從出生開始就形象鮮明，以獨特、怪異見稱，多年下來累積了不少藝壇佳話，可是畢竟十二年了，要在本來就十分鮮明的個性裡找尋新的認同，顯得份外困難。一年復一年，要麼推陳出新，要麼為辦而辦，而且過去藝穗節賴以認同的“全城舞台”，其實已在多年前被澳門其他大大小小的節所拷貝，不是十足分量也起碼似模似樣，“全城舞台”已不再是藝穗的獨家秘技。最初幾年婆仔屋、靑洲修道院、氹仔難民營等閒置空間再利用，後來藝術介入生活空間的模式，到這兩年已不見得再有太大新意，過去的驚艷，讓觀衆要求得更細緻。回看這段歷史發展，大概還可以看到城市的空間權力變化，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案例，在近一兩屆藝穗中已愈來愈少，廣場、公園、什麼前地的“據點創作”卻變得愈來愈多，這說明什麼？是澳門閒置空間愈來愈少，還是創作人的性格從比較封閉的空間，難以走到更開放的領域。
最近台灣“新北市藝術節”也有環境劇場系列，邀請曾來澳參加藝穗節的河床劇團擔任策劃，演出節目也能呈現台灣獨有的空間趣味，例如沙丁龐客劇團在火車上演出的小丑戲；又或十月份飛人集社《超親密小戲節》在台北市小街巷小店裡發生的環境偶劇等，喚起的空間活力，就像看見早期的澳門藝穗節。
澳門今時今日已沒有多少空間可以被閒置，老房子不是被拆就沒收為公有，高度保護，小劇場演出又是每個月多得比藝穗時期還要多，這些年來，藝穗給觀衆在空間美學上的驚艷彷彿已消耗至盡——如果演出空間的運用，只能在美學上作思考的話。
未成品
有時，勇於推翻過去，也是一種前衛。
澳門藝穗的主要宣傳形象常常會引起不大不小的爭議，二○○○年有一穿上水鞋的頭和戴上膠手套的頭，二○○一年四個不同姿態的人旁邊寫上粵語，二○○三年爆破的大三巴，二○○四年懷孕的男人，還有去年的榴槤箭豬；每一個都令人印象深刻，也曾經引來大大小小的爭議。其中懷孕男人的一年引起的反應較大。事實上，從宣傳效果來說，有爭議總好過讓人一下子就忘了，於是藝穗的形象總是具有一定挑釁性，色彩繽紛。
今年剛好相反，靑綠與米白，一條毛毛蟲一些蛹，相對過去的大紅大綠，這次感覺傾向樸素一點，沒有爆破、挑釁些什麼。不跟過去比燦爛比破格，就只是一些要變又未變成型的毛蟲的“未成品”，反而成了另一種破格。很多時我們都要求完整，但變作成品的過程也是另一種美，我想起某年在宜蘭。民宿主人晩飯後帶我們上山看螢火蟲幼蟲，原來螢火蟲幼蟲不會飛，牠不過是一條在山邊蠕動的蟲，看着那被自己身體拖動的一點光，我有說不出的感動。
可是藝術的未成品是怎麼樣的？
藝術的未成品，很多時都比成品給人更多想像空間，有更多的發展潛力，但又的確比較粗糙，好像戲劇創作過程中常常有火花不斷，那些即興出來的小片段、小動作，讓人驚艷，又難以一直持續保持。看版畫我總喜歡看作品是第幾個印刷版本，引起自己對其他印刷次數的好奇。澳門藝穗節彷彿眞的像它自己的海報那樣包容它“未成品”的藝術，可是我覺得還需要追究的是成為“未成品”的原因，那是因為能力上的因素、故意將結果開放，還是只不過沒時間、沒用心將作品完成？所以對於那句“創意身痕，隨意從心”有些保留，是“隨意”創造更多可能性，還是一種逃避將責任完成的隨便？在美學的世界裡，這個界線很模糊，就是因為這個不確定性，很多人都在這裡模糊過去。
“全城”的意義
究竟藝穗節的“全城舞台”是怎麼一回事？十二年過去，許多參與過的人每年在藝穗看見些在街頭、在奇異的空間中作演出，總有些懷舊與自豪，總會對新來者說：我就在這個街角、這個山頂、這個公園、這個碼頭、這個已消失了的甚麼空間裡演出過。這些非正規劇場空間怎麼找出來的，恐怕各有前因，只是將這些年來的環境劇場演出排列一下，也許可以看看劇場與城市之間的對照與反映：靑洲修道院、氹仔排角、氹仔舊難民營等，一個個的被拆、改建或佔領，那不是詛咒，而是都市化的現象。
劇場在這個以消失為記認的發展過程，它在做甚麼呢？只要看看那一列澳門藝穗環境劇場的順年份名單，我們會看到劇場最初選取的演出地點都傾向對空間的佔領、再用，大都是閒置空間，就是一些經已絕少人會發現或到達或使用，相對比較封閉的老空間、老建築物，如靑洲修道院或當時即將要拆遷的南灣工人球場乒乓球室，空間都具較強的歷史感。可是感覺都在美學裡面，跟空間的對話不多，牽涉到空間與澳門城市發展關係的東西也很少看到，觀衆的驚艷來自於對這個陌生空間的“無知”或懷舊，都是一種“觀光客的凝視”；可是自二○○四年開始，澳門城市空間的變異，在藝穗或非藝穗的閒置空間演出已少之又少，即使有些以像新橋勞校幼稚園舊址的空間暫作演出場地，也只是一種暫借的情懷，沒法引起多少驚喜。
如今，澳門藝穗節中再利用來演出的閒置空間愈來愈少，不是藝術家或主辦單位愈來愈懶得去發掘，而是“閒置”的空間在澳門愈來愈少，或許說，寸金尺土的澳門裡，沒有太多空間有能耐被閒置，反而是走進生活社區或城中充滿戲劇性的空間中演出，卻愈來愈多。走進舊城區橫街窄巷、走進賭場同時亮燈的南灣湖黃昏，在在凸顯了城市空間本來就存在的戲劇性，閒置空間的封閉性已不能滿足藝術創作人對城市空間的關注。可是，如果演出中只能呈現城市裡原來就存在的空間戲劇，藝術家的存在是否必要？究竟藝術家在這裡的“空間戲劇”中要做的是甚麼？
環境劇場
澳門甚麼時候開始有“環境劇場”演出？一般人都以為是澳門藝穗節的“全城舞台”開始，其實早在一九九五至九八年間，石頭公社、曉角劇社和面具劇社（由在澳葡人組成的劇團）等已在大三巴、議事亭前地、盧廉若公園等上演環境劇場，上演的劇目除有外國劇作外，更有本土創作，內容對當時澳門的政治環境進行反諷。
所謂“環境劇場”，指的一般不單單就是在劇院以外，找個戶外地方演出，而且在演出地點也不一定會像“街Show”那樣在廣場上搭舞台；“環境劇場”是演出與環境的有機結合或對話，可以是與空間性格互動、可以是與空間的歷史、文化等結合。如果從這個解釋去看，澳門的環境劇場還可以追溯至大三巴還是聖保祿書院的時候，那時傳敎士帶領中外學生在大三巴前演傳敎劇，雖然沒有甚麼圖像或演出具體形貌描述，但也可以想像一群演員在大三巴前的空地上演戲的盛況，內容也算是與環境結合。
雖然在首屆澳門藝穗節之前，澳門已有“環境劇場”的出現，不過澳門藝穗節還是為澳門劇場中帶來一次衝擊，將環境劇場更“合法”地在澳門大規模出現，說“合法”其實是一個反諷的形容，“合法”只是一個“官方認可”、“出師有名”的包裝，但一定代表“可以”，因為“環境劇場”常常涉及公共空間的使用權，所謂“官方”只是某些公共空間的管理者，首先遇上的問題是這些空間也含有其他管理者，例如一個廣場就可劃成幾個不同政府部門去管理各項廣場上的設施，而更大的問題是，管理者認可，不等於使用者的認可，使用者就是經常走過、停留在這公共空間的居民，一次又一次的澳門藝穗節，都給觀衆一次又一次驚艷的“環境劇場”，可同時也惹上一次又一次空間的角力與衝突，不同部門對公共空間使用方法的觀點，居民對“藝術”介入生活社區的投訴，已不止是個別的事件，這裡也許可以找到甚麼人甚麼部門或甚麼團體來背個罪名，可是，更重要的或者是，這些藝術的介入或侵犯所引起的，對公共空間的性質與權力的反思，一直不了了之，大事化小，缺乏應有討論，平白讓“全城舞台”成為了一件像藝穗節一樣，隨便一年一度，過了海就是神仙的事情。
回到fringe
每年藝穗節，總要重提fringe（藝穗）的起源，相對於官方愛丁堡藝術節的愛丁堡藝穗節，今日已不再是“邊緣”、“不起眼”，○五年剛到達愛丁堡，靑年旅社、咖啡店、報章上鋪天蓋地的fringe標誌、fringe報道，讓人以為fringe就是愛丁堡的另一個名字，而事實fringe——愛丁堡藝穗節，不過就是一條大街範圍，如果將澳門的地形作想像，它就是以大三巴、大炮台一帶為中心，一邊延至永樂戲院，一邊伸向郵政局，大街兩邊的小街裡隱伏着無數的餐廳、商店、咖啡店，而不是杏仁餠和化妝品。戀愛巷有一條長長人龍，每人手上一本當日的節目冊子，人們用筆圈出自己想看的節目，準備買票；大炮台上一邊上演大閱兵；小街巷裡的酒吧有日本老藝術家在演舞踏；街上幾個年輕人穿童話人物服裝，拿着結他唱歌，宣傳等一會要在書店樓上公演的兒童劇；還有一班女生在玫瑰堂前清唱；郵局外有不同的表演藝人在做着各種定格造型。我心裡為這個表演藝術的繁榮景象興奮，可這又不是我過去認知裡的fringe，而且在倫敦出發前，我在劇場報刋The Stage中已看過一篇一個資深劇場經紀人的文章，道盡這個演藝競技場的辛酸與殘酷，幾多劇場經紀奔走於不同的演出場地，幾多來自不同歐亞國家的劇團和表演者，花盡個人或團裡的積蓄來到這裡，施展渾身解數，等待極為嚴苛的評分和評語，也許有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彷彿為你的表演而來，可是當fringe的海報與橫額拆下，你還是那個邊緣、不起眼的劇團與表演者，在這種競爭與生死鬥中，還剩下多少前衛與批判？所謂的邊緣，也眞的不過是指向一些不被重視的群體，而不是描述它的美學與題材。
我站在佈滿表演者與觀衆的大街上，努力想像，澳門藝穗節的創立，它究竟是要從愛丁堡帶走些甚麼？要帶走哪個部分？在澳門辦這麼一個節的意義究竟是甚麼？這些問題，終於在五年後的今天，在“文創”即將替代“文化”的時代，彷彿看見了答案。
究竟有多“民間”？
我回帶到了一九九九年三月的首屆“澳門藝穗”現場，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的吹襲，澳門經濟、政治，以至文化仍是一片“舊的仍未死去，新的還沒到來”的景象，fringe的去舊立新或標新立異也好，它的確為那片僵住的死壁畫鑿開一線亮光，不拘一格的演出形式，不設限的表現媒介，無法想像的演出場所，在在叫人不敢馬上叫好，卻難以輕易說不，在驚奇與拒絕之間，像A片。二○○五年澳門經濟變得不一樣，經濟起飛，都市大翻新，這時民政總署宣佈將“藝穗”交出來給民辦引起不大不小的議論，時機到了嗎？眞的有藝團具備這個能力嗎？明明暗暗的聲浪仍在耳邊，竟又“民辦”了三屆，從○七年備受關注又專訪又檢討，到現在彷彿變了有辦過就OK的“雞肋”，這個“民間藝穗”也眞變衰老、變世故得夠快；遲遲才公佈的承辦單位評審結果，遲遲才公佈卻一直在改動的節目表，遲遲才公佈的藝團、義工、藝評人徵集日期；“遲”的結果不只是節目乏人問津，宣傳做不好，而是關係到一筆公共資源投入以後的透明度問題，旣然已是每年一度的節日，為甚麼就沒法在一個合理的工作日程下向公衆透露訊息？究竟在等待甚麼？究竟在公佈過程中遇上甚麼問題？能不能給公衆一個有點透明度的檢討與回應？
藝穗節前的導賞會上，有人提問：“現在澳門藝穗節究竟有多‘民間’？”的確叫人深思，單單看這個“遲”字就明白官辦文化的弊病，可是在聲稱“民辦”的幾年來不但沒法得到更大改善還愈來愈走回頭路，“現在澳門藝穗節究竟有多‘民間’？”那個沒有主承辦單位的人和任何官方宣傳品的導賞會上，只有藝團和觀衆在熱烈對談，這該不會是一種讓藝穗變得更“民間”的策略吧？
從愛丁堡來到澳門，同樣是小城，古蹟處處，究竟fringe(藝穗)要成為一個怎樣的“澳門的藝穗”？它要提高澳門表演藝術的市場競爭力，還是要將愛丁堡“不起眼”、“邊緣”藝術家們的冒險精神帶來？而這種“冒險”，究竟是商家在市場上毫不起眼的一個洞子裡下賭注，還是一個單薄的抗爭者，在主流與強權下提出異議
藝穗的「進行式」
「澳門藝穗節」如果一定要在澳門藝術史上找到某種定位或意義，那便是「小劇場」與「環境劇場」。九九年的「歐洲小劇場視窗」是「小劇場」作為論述的一個開端，而零二年的「全城舞台」，即是澳門「環境劇場」（或「據點創作」）首次大規模的出現。可這些都是十年八載前的事，十幾年裡，澳門藝穗要推陳出新，首先要對上述兩個由自己建立的「傳統」進行誠實的反思。
今年藝穗節的台灣演出《什麼是小劇場？示範說明》由劇評人林乃文首次作編導，劇中正是小劇場對小劇場的自我反思，劇中以擬人化的「小T」代表「小劇場」，他在劇中講述台灣小劇場的歷史脈絡，以至很多人們對小劇場的理解或刻板印象，例如小劇場就是窮，小劇場就是地方很小，小劇場就是顛覆，小劇場就是不斷重覆等，有些是專家學者的蓋棺定論，有些則是曾經有過的客觀事實；整個演出其實有一定野心，反過來說，一個小時多一點的演出長度，包袱有點過重，從台灣來澳的航班每人只可帶20KG的行李，這個戲，談到小劇場的種種特徵、種種專家給予的「定義」已是20KG的份量，而另一條線索：「小T」自述，從自我認同（父母是「戒嚴」與「解嚴」），到認同危機（「不說自己老爸的語言」、、「總是很不對勁」、補助與骨氣等）這裡又超過20KG；對很多澳門觀眾來說，他們沒有經歷過「小劇場運動」的洗禮，年青一點的則對「鍾教授」、「戒嚴與解嚴」這些專有名詞背後的脈絡所知不多，幸好全劇不板起面孔想當年，而演員的親和力與劇場表達形式實在好玩，於是觀眾也落於在劇中找到一些與自身背後相關的元素，例如「文藝局補助劇團」、「文化產業救小劇場」的部份便引起不少人的大笑（背後也許還夾些苦澀）。這個作品在藝術上並非沒有可挑的骨頭，然而，一個劇場人或一個劇場作品能進行這種程度的自我反思，確實不簡單。
上海藝評人趙川在「總結座談會」中提到藝穗應該是「進行式」，或許給予主辦單位一些「鼓勵」，可是小時候讀過外英文雋語「滾動的石頭不長苔」，藝穗節十多年來的青苔太多，一直不去清洗便難以持續滾動，「進行式」的前提是對「過去式」的徹底反思，甚至將「藝穗」的原型重新理解；而我只希望它不要從「動詞」漸漸成一個「名詞」而已。
下一站，“文創”
“澳門城市藝穗”剛完結不久，網上已傳來明年台北藝穗和首屆深圳藝穗的消息。台北藝穗為吸引台北以外地區的藝團參加，特別派員到台南、花蓮、台東等近年藝文發展受到一定重視的城市中舉行參加說明會，即使常常看到不少對台北藝穗節的批評與質疑，但相對於澳門城市藝穗的突然“自爆”，台北藝穗節在主動公開報名程序，爭取藝術界心目中的認受性這方面，實在値得澳門城市藝穗的主辦及承辦方學習。
而深圳藝穗呢？從網頁上看，已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與面孔，從場地介紹中更顯出它與商業機構之關係。深圳，作為經濟特區、“設計之城”，藝穗的走向也許自然跟整個城市的文化生態十分相似，作為大陸境內第二個藝穗節（上海是第一個，港澳是“境外”），它在中國的影響力也許很快就會顯現出來，首先從節目單中已看到一些港澳藝穗節相關聯繫，也就是說，對藝術經紀人來說，那是一個很有吸引力或潛力的新市場，大家彷彿可以想像或盼望，深圳藝穗的成功，將打開很多中國城市的藝穗大門，也彷彿打開了小規模藝術作品、小劇場的中國市場。回到今年澳門城市藝穗，創意市集的結合、廣場藝術展演（分佈塔石廣場四周的小丑、舞獅、偶戲、演唱），部分節目也即將在深圳藝穗中出現了，在“文創”即將取替“文藝”的時代，劇場界也從編導演時代走向製作人、經紀人的時代，澳門的藝穗也許可以追隨它的母親“愛丁堡藝穗”或其他地區的藝穗節，一起向小規模／當代藝術買賣場的站台，高速開去、停靠。
上海藝評人趙川也在“總結座談會”中說到，在我們說“不”的時候，也要面對我們已確切地生活在這個我們說“不”的現實中，我們說“不”的時候，如何自處，如何面對、如何想像，是我們的劇場創作的眞正挑戰；我進一步想，在我們連說“不”也猶豫不決的“文創”時代，“眞正的挑戰”究竟是什麼？